如要看到儒家“角色倫理”與較之更為“形式的”、還原論（簡化主義）原則（或曰“基于（西方）德行”的理論）之間有很大差別，還有一種方法，是要對整體觀的儒家道德做出解釋，說明它對人經驗的特別性、“非形式”“域境化”方面，為什么遠遠不是忽視、邊緣化，而在事實上是作為至關重要性對待的。首先，它有一種審美視角，對人行為采取整體觀認識。這樣，一切因素都或多或少與判斷一種舉動是否道德有關。因為儒家“角色倫理”關心的是，要讓爭取最恰當“中和”效果的經驗的各個方面作用，都達到協同；它所啟用的話語在根本上是一種審美語言。作為審美觀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到優雅與道德性，或反之，庸俗與非道德之間不可分的關系。有人問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說，“孝”不是什么可預先開方子開出來的如何行為的一套東西。其實，他給出的是“舉止和態度為本”，有了這個本，行動就被帶出，而不是具體形式的行動本身：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相反地，因為道德本身不過是那些有利于恰當關系的行為做法而已，所以，對家庭和人群關系任何有渙散影響的行為，都被視為性質上是不道德的。因為有些人生活方式散漫不羈，人們認為對整個社會都會有腐蝕影響。所以生活方式極為重要；漫不經心不考慮他人利益的人會變為他人擔心的對象。彬彬有禮會很重要，因為人們很關注，令人親切與風度儀態帶有的那種適宜性與恰當性。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與在別人接觸時候的穩重與舉止是分不開的，其本質的正確性與否還在其次：
曾子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論語·泰伯》）
這樣的道德表現出的正直品格，表達著一種社會責心的“恥感”，是作為儒家文化高尚價值的。正如我們看到的，“恥”是如此強烈的一種道德意識表述，在一個人的教養之中，它可變為一種普遍流行價值，使整個社會都充滿親和感和自律性。上面已論述過，適度地運用羞恥感作為道德規勸的手段，能夠有力地發展社會的包容性與自我調整性（“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否則“無恥”就是“井下之毒”（poison in the well），讓不循規蹈矩的人不受約束、胡作非為，無視他們本來應有的在家庭、在社會的“角色與關系”。對于道德人生所依賴的社會休戚與共，這種自私之人的破壞性是巨大的。
孔子的“恥感”是很強的。《論語》的《子罕》《鄉黨》《先進》這幾篇，人們一般不是很留意；這幾篇貫穿一系列較為人性化細節，勾畫出作為歷史人物的孔子。即使對孔子這些個人情況有所注意，一般也不被認為有多大哲學意義，會覺得與孔子道德人生觀沒太大關系。而事實上，我們忽略了這些細節，就忽略了其中蘊含著的孔子心懷志向的確鑿性。可以說，恰是在這幾篇，記錄的是孔子本人人生的某些具體時刻；這些時刻才是最具寫實性的，才最生動地呈現一個士大夫的儒雅風度的；他的每日入朝覲見的舉止，一下子既是形象化、也是深刻個性化的：衣服的剪裁、步履的節奏、域境與儀態適中的敏銳感、身姿與面部表情、“踧踖如也怡怡如也”、說話的語氣聲調、恭敬的舉手投足，甚至氣息節律等等。
我們不能看不到，儒家“角色倫理”根本地、一貫地講的是具體情況下具體人的行為。如果是這樣，孔子本人的恭敬謙和與君子風范，以及世世代代對這一風范繼承貫徹，對于達到理解“角色倫理”如何真正起作用——作為直觀教學，很有直接關系：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論語·鄉黨》）
從這段話以及不少類似的文字，我們應當明白，履行“角色”和關系的禮數，不是簡約化到通行的、形式地先決規定的“禮拜”或（宗教）“儀式”，其舉行也不是“已定的”時間，而是為宣告一個人的地位及其不同人生節點；而“禮”是通過“角色”和關系、人的言行舉止恰當性的表述，所以蘊含意義要豐富得多。
出現在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禮”字，比漢唐以來通行的“禮”字形稍微簡單一些：一個禮器含放著兩塊玉，用以乞求福祿。“禮”明顯有形式與宗教含義，但是它的突出含義，以其作為社會生活的特點而言，是在于它指的是具體人的、非形式的和特殊性方面的。這些含義其中有一種軀體性，而人身體經常會比語言更有效，傳達那種必要的恭敬情義，以加強人群各種生活形式參與者們的紐帶關系。讀者應已注意到上面引述那段話中，孔子入朝覲見時的、身體舉止表達“禮”的方式。“禮”含有一種深刻功效作用，“禮”之中人的情感充滿聯系性，且對關系性的活動起到加強作用，提供給社會組織機制一種拒斷裂的拉力。通過實踐“禮”達到自身修養，必須要理解為，是基于參加到具有深刻審美感的道德修養中來的人，是基于這樣的每一參與者的獨特性。“禮”是具體的人對自己進行敘述的一個過程——是優雅氣質的修養與表達，是一種態度、一種威儀、一種氣派、一種內在。“禮”是決然性的個人實踐，是展示作為對自己、對他人實現的價值；通過這種公共話語，人構成著和開放著自己——從一個獨特個人的意義，作為一個完全的人，朝著對所有人有益的方向。
重要的是，沒有片刻喘息；“禮”所要求的，是時時刻刻對人所做事情的每一個細節最大傾注與毫不松懈的用心，從入朝覲見的大場面，到入睡時應該用什么姿勢；從接待高貴的客人，到一人獨處的正當方式；從正式宴會場景如何舉止，到隨意場合的恰當舉手投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孔子有一次留下令人嘆服印象的是，他在生病狀況下，還依然表現著對政事公職的敬業精神：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論語·鄉黨》）
其實，對《論語》中間部分章節刻畫的孔子形象進行研究，那是個在日常生活例行事項的行為中，表現出的充滿大志向的人，發揮出履行“角色”與關系的至善至德；這足以構成一種強大能量，轉變人與人共同生活的經驗，讓平凡展現魅力。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儒學大家、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