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產生早于經學,孔子在創立儒學時,整理六經,后世儒家學者根據這些經典及解釋經典的傳記,逐步形成了經學。經學起源于戰國,奠基于漢代。對這個過程,國學大師蒙文通(1894~1968)作了自己的探討,認為在周秦之際,儒學與諸子學互為采獲,相互吸取,互相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儒學經說匯集諸子說以為經術之中心,吸取諸子百家之長而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也使得經學大盛。所以蒙文通強調,六經與百家相得益彰,經學與諸子學不相脫離,離之則兩傷。但認為儒家經學的影響超過諸子學,對儒家經學予以充分肯定。
一、儒學與諸子學互為采獲
先秦時儒學只是當時百家中的一家,并未取得獨尊的地位,而是與諸子百家展開爭鳴,以求被用于世。諸子百家,分別代表了當時不同階層不同社會集團的意志與愿望;從中國文化總的歷史發展過程看,各家程度不同地影響了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共同文化的形成,成為中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文通認為周秦時期,包括儒學在內的諸子之學皆互為采獲,相互融合。蒙文通列舉戰國時期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之學互為采獲,以相融會而推動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事實。①指出韓非雖集法家之大成,但他也吸取了道家的南面之術,也不僅僅是儒學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作為戰國末儒家著名人物,他也明顯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融儒、道、法于一體。即使拿《莊子》一書來說,其書中有批評孔子儒家之處,這應是《莊子》書的本義,但《莊子》之《雜篇》又有推崇孔子的地方,這是其后學受儒學影響,有取于儒家之處。表現出儒、道、法等各家在當時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的情形。不僅如此,儒家還受到墨家的影響。儒、墨、法各家均有所長,儒家吸取諸家,②而使自己的學說恢弘卓絕得到發展,其原因就在于當時的儒家與諸子百家之學相激相蕩,左右采獲,要么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并取之于墨家,由于儒學所取之于道、法、墨等各家學說的不同,受到諸子學的不同影響,使儒學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而與先前之儒學有不同,所以儒分裂為八派。到了先秦的晚期,法家、道家等各派皆與其他學派相出入,而以法家的韓非和道家的莊子更為顯著。儒家也正是如此,在與各家的出入互采中,得以發展。比如就法殷、法夏、繼周損益而言,儒家就吸取了法家、墨家的思想。蒙文通認為,在儒家之中,有法殷的《春秋》家,有法夏的《禮》家。其法殷的《春秋》家即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而法夏的《禮》家,則是吸取了墨家的思想。認為儒家原本從周,希望恢復以“周禮”為準則的社會秩序,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級、尊卑貴賤的社會規范,所以孔、孟儒家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主張擴張君權,用賞罰、法令來控制人民;墨家則反對貴族世襲制,主張有能則舉之,甚至連天子也不應世襲,而應由選賢產生,并主張庶人議政,提倡民治。
蒙文通認為,自儒家在與諸子的爭鳴中,兼取了墨家、法家之義,使得自己的思想理義達到了“恢弘卓絕”的地步而不可企及。就拿儒家的人生哲學來說,也有明顯吸取道家思想之處,儒家積極進取的人生觀與道家的“安時而處順”人生觀相結合,更趨精致。儒學在與諸子百家的相互采獲中,得到發展,這對于儒家經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蒙文通分析了先秦時期儒學與諸子百家之學的相互關系,它們在相互爭鳴、彼此攻擊中逐步走向統一,為漢代的經學獨尊打下了基礎,而諸子百家中有的學術則衰落了。③蒙文通引述《莊子·天下篇》所言,把先秦的學術分為三派,一派是舊法世傳的史學派;一派是講《詩》、 《書》、 《禮》、《樂》等六經的儒學派;再就是百家之學一派。認為這三派不僅在當時很有勢力,而且還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漢人的學術。三派之中,舊法世傳的史學派屬于舊派,而六經學和百家之學,與舊法世傳之史學派相異,故為新派。他認為,包括儒家在內的九流百家之學都歸本于黃帝,都以黃帝為文明、文化創造之源,而不僅以黃帝為某一家的始祖。黃帝的學問,到周的時候,出現了周公與太公的不大相同,其中太公講道德,講兵權,是道家的法嗣,是舊派;而周公則講仁義,講禮樂,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又從周初到春秋末的孔老之時,社會經歷了不少戰爭和變化,舊思想、舊制度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現狀,于是產生了新的哲學。孔子繼承周公,修訂六經,以仁釋禮,發揮仁和義的思想;而道家則四分五裂,只有老子講到道家的要約。顯然認為在孔、老之前都有儒、道兩家的創始人,而孔、老則不是儒家和道家的創始人。并認為當時天下大亂,莫衷一是,各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于是產生了諸子百家爭鳴,而它們皆歸本于黃帝。雖然百家之說,爭相用世,但蒙文通引荀子所評,看重的只是儒、道、墨三家,再添上名家、法家,有價值的不過這五家。隨著時代、學術的發展,蒙文通認為在諸子百家爭鳴、相互攻擊不止的時候,學術界也出現了逐步統一的趨勢,秦相呂不韋召集賓客,撰成《呂氏春秋》,以圖集百家之長,而不專主某一家,成為雜家的代表作。而秦始皇則把《詩》、《書》之學和百家語之諸子學兩派均立學官,同時禁止民間收藏儒家和百家的著作,目的是要用政治的力量來統一百家私學,致使除立在學官的《詩》、《書》、百家語外,百家私學便衰落了。之后,漢武帝罷黜百家,諸子學也就從此衰落了。但蒙文通認為,罷黜百家后,并未獨尊儒術,即不僅儒家,而且道家還在獨傳,儒、道、墨三大派,只有墨學成為絕學。這種說法,與人們理解的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史的情形有別,因當時崇尚黃老道家的竇太后去世后,黃老道家也就逐漸失去了市場,走向衰微。即使按照人們所說的漢武帝雖獨尊儒術,但也儒法并用,外儒內法,那也不應是道家還在“獨傳”,“法家也漸絕滅了”。其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行,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都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爭鳴,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上的諸侯割據、分封治國的局面造成的,它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而隨著秦漢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社會政治、經濟的統一,必然要求學術與文化的統一。然而用什么學術來統一思想文化,卻是經過了歷史的選擇。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焚書坑儒,實行嚴刑峻法,否定倫理道德的價值,很快就激化了社會矛盾,亦不利于調節統治階級內部的倫常關系,結果秦至二世而亡。由此暴露了法家學術的局限和弊病。表明單純用這種法家學術來統一思想行不通。漢初尊奉黃老之道,借黃帝之名,取老子之學。黃老道家崇尚清靜無為,主張“清靜自定”,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它基本適應了漢初社會恢復經濟的需要而取得優勢地位。但黃老道家崇尚自然,不講社會人文倫理,這與法家相似,故不能滿足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因此,黃老思想亦不適應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它讓位于新的思想是必然的。應該說,在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學說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中國宗法制社會的客觀需要,能夠適應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因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爭鳴”的反動,而是“百家爭鳴”的必然結果。實際上,儒術獨尊,是以儒家思想為本位,兼取諸家思想,并不是對諸子百家的絕對排斥。獨尊儒術,兼取諸家的思想,是思想統一完成的標志,從此,儒學占據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主導地位。到后來,蒙文通客觀地看到儒家之六經學與諸子百家之學相得益彰、不相脫離的關系。他說:“非諸子之出于六經,實經說之能匯集諸子以為經術之中心。究諸子之義理,始覺千歧百異畢有統攝,畢有歸宿。六經與百家,必循環反復,乃見相得而益彰。晚周與先漢,離之則兩傷也;先秦以往之思想畢萃于漢,而豈特匯儒者一家之說使結晶于是哉!”④認為晚周的諸子學與先漢的經說是相互聯系、相得益彰的,不是說諸子出入于六經,而是說儒家經說能夠吸取諸子百家思想之長而成為經術之中心。吸取了諸子義理之長的儒家經說在千歧百異之中能有統攝和歸宿,是對自先秦以來各家思想的薈萃,而并非僅是儒學一家思想的結晶。所以應把六經與百家說聯系起來,而不是相互脫離和相互對立,它們之間關系的特點是在互為采獲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