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蒙文通(1894-1968)對經學作了深入研究,亦對今、古文經學的流弊提出了批評,每每具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與先秦儒學相比,先秦儒學比漢學更為重要,今、古文學都偏離了孟、荀之端緒,所以提出“舍今古之異同而上求之齊魯”,即舍棄今、古文家法,上追晚周儒學之旨的思想。這些方面體現出蒙文通經學不同于他人的特點,值得認真研究,以發掘、探究其學術之旨。
一、關于今文經學
蒙文通把今古文之分作為漢學研究的必要前提,認為舍此則不足以言漢學。而今古文區分的依據,蒙文通繼承其師廖平,以禮制為本。對于以禮制分判今、古文學這一師說中的重要創見,蒙文通認為,廖平于今、古文經學的諸多分歧和差異中,獨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學在禮制上的不同這一基本差異,即今文經學以《王制》為綱,古文經學以《周禮》為綱[1](P120),并肯定廖平《今古學考》一書,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之論,將其與顧炎武對于古音的研究、閻若璩之于《古文尚書》的考辨并列為“三大發明”[1](P101),從而給以很高的評價。經學史上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學術界一般認為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西漢今文經學專明經書中的微言大義,東漢古文經學則詳于對經書文字的訓詁;西漢今文經學重師法,東漢古文經學重家法等。對此,廖平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之所以“西漢長于師說,東漢專用訓詁”,是因為西漢今文經學“有授”,所以“師說詳明”;而古文經學“出于臆造”,所以“無師說”。與此相關,今文經學力求淺近,以今文隸寫古字;而古文經學則由于無師承,其古文又難讀,不得不多用訓詁,以說字見長[2](P138)。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經學重師說、古文經學重訓詁的原因。不特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這確是他的一大創見。蒙文通繼承廖平,闡發師說,力將此說發揚推廣。他指出其師廖平從治《春秋谷梁傳》入手,洞見文句、禮制為治《春秋》的兩大綱,以后又認識到《谷梁》中所言禮制與《王制》相通,故以為《王制》乃孔子刪經損益因革而自訂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與清經學家俞樾之說有相合之處,但俞樾之說只取證于《春秋》,而廖氏師說則在一切今文家說中都能得到印證[1](P104-105)。可見廖平師說更勝人一籌。蒙文通并指出:“這不能不承認是近代經學上的重大發現。雖然廖先生的學說后又迭有改變,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學的基本論點從未動搖。”[1](P215-216)蒙文通對廖平師說的繼承和闡發,客觀上起到了擴大廖平經學影響的作用。
在以禮制分今古的基礎上,蒙文通對今文經學作了探討。他說:“蓋西漢初年只齊、魯之爭,齊、魯合而后《王制》出,有今文。劉歆以來始有今古之爭,而齊、魯之爭息。”[1](P112)也就是說,在蒙文通看來,組成今文學的齊、魯之學在西漢初相互爭論,以后合而有今文學的出現,而古文學則是在劉歆時才有,有了古文學,才有了今古文學之間的爭論。
以儒學發展的眼光看,蒙文通認為今文經學已遠離了先秦孟、荀之學的端緒,由此對今文學提出批評,把儒學微喪的原因歸咎于漢代經學,認為西漢今文經學興起,使得儒學衰微。他說:“至漢武立學校之官,利祿之路開,章句起而儒者之術一變而為經生之業……自儒學漸變而為經學,洙泗之業,由發展變而為停滯,由哲學而進于宗教,由文明而進于文化。孟、荀之道熄,而梁邱、夏侯之說張。若以儒言,則今文已遠于孟、荀之緒,又況于古文之學哉!自今文之學起而儒以微。”[1](P146-147)認為梁丘賀、大小夏侯等今文說的興起,導致了“孟、荀之道熄”,而今文博士官由漢武帝所立,由此開學者利祿之途,使得儒學變為經學,帶來了儒學發展的停滯以致衰微。蒙文通認為,今文經學之弊,正是由漢武帝開啟之,造成了“章句滋而大道熄”。他說:
武帝時,江公與仲舒并,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于是上
因尊《公羊》家……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
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張禹先事王陽,后事庸生,采獲所安,號《張侯論》。蓋皆承浮麗之風,采獲牽
引,期于飾說應敵,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浮華無用之言,至是而大熾……其弊皆自武帝啟之,必謂
漢人之學為皆篤信謹守者,未必然也。[1](P68-69)
指出西漢今文學家如董仲舒、夏侯建、夏侯勝、張禹等人,其學被立于學官,受到統治者的尊崇,但由此而帶來了流弊。董仲舒與江公在當時同治《春秋》,因江公不善辯,于是武帝尊董仲舒所治《公羊》學,而江公所治《谷梁》未被采納。其實一種學說能否被采納,主要是看其學說的思想內涵,有無為當時社會所需要的價值,而并不取決于其是否能言善辯。董仲舒之學以儒家為主,結合陰陽五行說,注重發揮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宣傳《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強調改制、易正朔、作新王,主張行儒術,講仁政,緩和社會矛盾。這些思想被漢武帝采納,從而使《公羊》學成為顯學。然今文學盛行后,盛極而衰,經生訓詁解經,走向繁瑣,“一經說至百余萬言,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班固認為,這是利祿之路使然。又與陰陽、災異之說和讖緯相結合,并存在著某些對經書的穿鑿附會,一度導致經學的混亂,于是有古文經學的出現。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的流弊提出批評,認為浮華無用之言至是而大熾。并引劉歆、班固、楊終等人所言,譏其為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妄生穿鑿,競論浮麗。至東漢后,今文學的流弊發展到極點。蒙文通對今文經學的批評,客觀地指出了其流弊所在。除批評今文學的流弊外,蒙文通后來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今文經學的價值和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