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里所謂的“多元化處境”可作三層分疏：一是指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學所可能擁有的聲音，二是在中國文化復興的大潮中，儒學所應擔當的角色，三是儒學自身在當代發展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多元化取向。
儒學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對于謀求現代化的儒學來說，后者更具重要性。從“文明的沖突”討論中露出端倪的客觀事實是，只有放諸世界文明的大視野、大格局中，儒學的重要性及其現代意義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事實上，早在700年前，儒學已漸次成為整個東亞文明的主流形式，一直到今天，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主要內容，也是日本文化、韓國文化、越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東西文化的交融，其他國別和地區的儒學很有可能由笑談演變成為事實（如“波士頓新儒家”）。這樣一來，呈現在全球文化視野中的儒學就不只是傳統的、狹義的中國儒學，而是含蘊更為深廣的諸多形式的各國（地區）儒學。誰能在未來的世界文明對話中擁有儒學的制導權和話語權？隨著儒學的國際化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問就不是天方夜譚式的囈語，而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大乘佛教在當今世界的情景如何？深思之，足可引為前車之鑒。假如說岡田武彥是當今難得第二的醇儒，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提出反駁的意見。
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干，但絕不是唯一。隨著民族文化的弘揚，新儒學成為備受人們關注的顯學，但與官方的主流文化相比，其勢也弱，其音也微，恐怕還不足以談“幾分格局”的問題。更具挑戰性的是，在傳統文化復蘇的大潮中，泥沙俱下，精華與糟粕一起涌動，最具活力的表象不一定是神髓的顯露，而恰恰可能是渣滓的翻騰。在良莠混雜中如何顯出真實的本色？為無數的浮虛所包圍而怎得不為所染、保持清品高節？這恐怕是對儒學更為嚴峻的考驗。與傳統文化復興的多元多象相呼應，當代儒學自身的發展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向.新儒家五四以來三代薪火相傳的譜系不斷遭到質疑，判定新儒家的標準也是一改再改，難有定論。新儒家的清晰度逐漸減退，隨著陣容的擴大和面貌的改觀，它原有的獨特意義正在消逝。取徑公羊學的康有為，具有全球文明視野的辜鴻銘，握定“三綱六紀”的陳寅恪，都有可能在未來的儒學歷史衡估中被重新定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牟（宗三）時代新儒家陣營的離散狀況正在加劇，多元化的景象日益明顯，譜系淡化，識別色消逝，群體性正在趨于瓦解。化新儒家為新儒學最終可能導致的結果是，儒學研究蓬蓬勃勃，儒家傳統銷聲匿跡。三種層面的多元化處境同樣具有挑戰性，孕育著生機，也充滿了危險。走向世界的儒學可能會將中華民族的聲音帶入全球文化的大舞臺，但也可能變得和它的主體部分發生剝離而不甚相干。傳統文化的勃興，可能出現儒、釋、道共榮互補，乃至于與官方主流文化良性互動的可喜局面，但也可能在多元激蕩之中把持不住，導致儒學自身的被扭曲，甚至被淹沒。新儒學發展的多元化傾向既可以是千尋百度、開掘出無限的希望，也可能丟失掉遺傳的密碼，而最后變得什么也不是。
來源：中國儒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