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發展有繼承、有創新。文化為精神之事物，故其繼承與創新乃表現為一生命連續性中的日新日化。反省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化狀況，我們常常感到，其中“求實”的精神與“創新”的意識似顯過強。此源于文化闡釋中“自我中心”的功利態度和所謂“客觀研究”的認知性立場，它伴隨以強烈的反傳統意識，導致了一種歷史意識的缺乏和文化上的斷裂性。中國現代以來文化發展中人文資源積累和建設性的不足，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中國文化本有很強的歷史意識，有一個源遠流長的經典解釋傳統。[1]通過經典的闡釋以表達思想，溫故知新，乃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式。這個經典解釋傳統，實本自于孔子。孔子于華夏文化，有一種極強的生命擔當意識；而其對此文化之開新，卻取一“述而不作”或以述為作之態度。觀孔子此“述作”之意，其核心即一強調文化生命歷史連續性的文化闡釋原則。此一文化闡釋原則，就現代中國文化意識的現狀言，似有其很特殊的現實意義。
《論語·述而篇》記孔子的話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述”，謂“傳舊”，“作”謂“創始”。[2]關于這“述”“作”之內容，舊注大致從兩個角度來說，一說指禮樂的創制；一說指六藝之事。[3]這只是從表面上看，若從孔子整個思想來看，我以為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八字，實表現了孔子的一種文化關懷，其視野在整個文化，包括上述二說之內容但不局限于此。同時，“述作”這一角度，又體現著一種文化闡釋的意義。西方一些人文學者用“連續性”和“突破性”兩個概念來表征中西方在文明起源上的不同特征，這個“連續性”與“生命存在的整體性”的觀念相關。[4]可以說，“生命整體的連續性”，既表現了孔子強調文化之歷史繼承性的文化意識，同時亦表達了他對文化闡釋的一種原則性要求。
孔子此語，包涵兩個方面的內容：述作與好古。我們先來談“述而不作”。
孔子的時代，周室衰微，禮樂詩書廢缺。孔子為振起華夏文明，上下搜討，對三代歷史文化典籍進行過一番整理刪修的工作。其于文獻上的表現，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六經”。孔子以六藝教人。六藝即六經。孔子于《詩》、《書》、《禮》、《樂》所做的是搜討、編輯、整理、刪修的工作，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孔子之“論次《詩》、《書》，修起《禮》、《樂》”。【5】這是“述”，不是“作”。
《易》與《春秋》，在孔子所傳六經中地位有所不同。《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僅七十有二人，說明《易》與《春秋》在孔門為高深一等的教典。孔子特別注重《易》和《春秋》，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又說：“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7】可知孔子對二書用力之勤，寄托之深。孔子晚年尤其重視《周易》，對之作了深入的研究。《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帛書《易傳·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都說明了這一點。
后人講孔子于《易》和《春秋》是“作”。不過，這個“作”，不同于今人所謂的著作之“作”。《春秋》本為魯史，孔子因之以表達其政治倫理思想。《孟子·離婁下》：“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史記·孔子世家》：“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又《太史公自序》記孔子論其作《春秋》之意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知孔子對《春秋》所做的工作是“修”而不是今人所謂的著作。《易經》為周人之舊，孔子為之作《傳》，即今所存《十翼》。《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所包含的周人宇宙觀和生活之道，賴孔子《易傳》得以顯豁，孔子之“性與天道”的思想，亦藉此得以表達。【8】同時，孔門所傳《易傳》，亦有所本。據史書記載，周史掌《易》，本包括有如《易象》之類的解《易》文獻，孔子之《易傳》，當與其有淵源關系。【9】所以我們說，孔子于《易》所做的工作是“贊”而非今人所謂的著作。
但是我們要注意，孔子的“述而不作”，與其“信而好古”的態度是緊密相關的。這表明，“述而不作”并非一種單純形式性的、方法學上的觀念。換言之，在“信而好古”的前提下，“述而不作”具有著文化闡釋原則的意義。
下面，我們就來談“信而好古”的問題。
西方人文學者講“軸心時代”或“哲學的突破”，以孔子、老子為中國文明這一歷史時期的代表。但我們要強調，孔子、老子之確立中國文化的傳統和精神方向，對其前史并非表現為一種“突破”性的異軍突起，而是重在其內在精神和生命的連續。孔子和整個儒家思想中“好古”和“復古”的觀念，就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孔子之“述而不作”，并非為述而述；此“述而不作”的前提是“信而好古”。“好古”、“復古”，是孔子乃至整個儒家思想一個一貫的歷史文化觀念。孔子自稱“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論語·述而》）。并以恢復三代尤其西周禮文制度為己任。其論為邦之道，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靈公》）其言文化，則以周德為“至德”，以繼承“周文”為其理想：“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泰伯》）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孔子之“好古”、重古，實質上并非如今人所批評的“拉歷史倒車”，而是表達了一種歷史文化發展的觀念。質言之，這“好古”、重古，其旨在尋求貫通古今的“一貫之道”，以整合和再建古初以來的文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