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注重“學”。孔子自稱“好學”，弟子中亦僅稱顏回為“好學”（“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其為學之方，有一點很重要，我把它概括為一種“加減之法”。這個加減之法，在今天也有重要的意義。
加減法，是數學中最基礎的運算。其實，現實生活中也有加減法。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益”是增益；“損”是減損。“日益”，用的是加法；“日損”，用的是減法。這個加減的問題，不僅涉及“為學”，也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個體的人格成就有密切的關系。
為學，知識會不斷地增加。知識的獲得，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在現代社會，人必須要終身學習。一個人，從小學到大學，一直到進入社會，知識都在不斷地增益。這可以說是“為學日益”。學習知識很重要，在這一方面，需要用“加法”。
知識能夠使我們走出自然的混沌，認知周圍的世界，獲得生存的技能和生命的自覺。不過，知識本源于心靈的原創（科學家，一條定律；思想家：一套思想的系統），而對于個體而言，人類的知識系統和文明成果，卻又總是現成性的。人所面對的世界，生生不息，瞬息萬變。心靈一旦停留在既成的知識形式里，就會變得僵化，失去其自然應物的作用。因此，這個為學的“日益”，會不可避免地帶給人某種負面的東西。因此，為學之“益”，必須伴之以為道之“損”。這個“損”，就是要減損或消解既成的知識形式所帶給我們的思想限制。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用“減法”。
這個“為學日益”與“為道日損”，并非對立的兩個方面。古人論為學，注重博、約兩個方面的平衡。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問要博，但卻不能雜。孔子是大學問家，弟子子貢認為夫子的特點在博聞強識，孔子對此予以否定說：“非也，予一以貫之。”又說：“吾道一以貫之。”為學，貴在能由博返約，建立起一個內在的一貫之道。只有博，沒有約（融會貫通，學有宗主），這樣的博，古人謂之“雜博”。雜博之學，不足以為學。“吾道一以貫之”，這個“道”，猶今所謂“真理”。古人說，道是“易簡之理”。今人也說，真理是簡單的。易簡、簡單，歸博于約，用的亦是減法。而由博返約，以道貫通于所學，吾人乃能以一行萬，以簡馭繁，以類行雜，轉變此學而為一真理的系統。是以學問之道，須博而能約，博約兼備，加減二法，實猶一體之兩面，不可或離。而在當今這個知識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對為學來說，能“約”似乎更為重要。
知識的創造，原于個體心與物冥的獨得；但其結果，卻必表現為一種具有公度性的名言概念系統。認知系統的可公度性，對于人類生存經驗的繼成、文明成果的積累、社會共同生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知識系統的公共性和現成性，往往又會造成對個體心靈的豐富性與原創性的遮蔽。百姓有一句俗語，說某某人學成了“書呆子”、“圣人蛋”。這樣的人，走慣了別人開的路，卻不再會自己去開辟新路；習慣于去獲取現成的知識，卻沒有能力去創造新知。知識及其固定的形式，反倒成了知識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任何一門學問、知識，都有自身的規范和結構。知識學問的獲得與發展，既要導入規范，又須消解和超越規范。
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為道，要在“自得”。為道日損，由博返約，消解規范的減損之法，乃可使人超拔于認知性的共在形式，接通個體心靈之獨得的創造性本原。莊子稱知“道”為“見獨”，陽明謂“良知即是獨知”，龍溪說“獨知即是天理”。“獨”是充分的個性化，道、天理、良知，則標識超越的普遍性。君子造道，自得于心，其所達之境域，是“通”而非“同”。“通”，是基于充分的個性化的一個朝向世界的完全的敞開性。在這個“通”的境域中的人，乃能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注焉不滿，酌焉不竭，獲得原創性的智慧。
其實，從以上所論已約略可知，這加減二法的統一，不只限于認知的意義。由博返約而建基于道，其根本的指向，在人格的完成和存在的實現。
古人講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不朽，不必是“三個”不朽，立功屬事業成就之事，立言屬知識學問之事。立功、立言，都要建基于立德，乃能實現其本有的價值。立德，既規定了人生的原則與行為的界限，同時，亦決定了這立功和立言所能達到的高度與價值。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屬知識技能之事。“游”者，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而不偏執之謂。而此超乎其外，不偏執于“藝”之根據，則是道、德、仁。孔子又教人“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約之以禮，即內在價值和道德原則的確立。故由博返約，建立內在的一貫之道，不僅是知識學問之事，其根本在于價值原則的挺立與道德人格的養成。
人有自我意識，能思、能知，故能區分物我，形成名言知識的系統。同時，人又是一整體的存在，因而這理智的區分，乃不可避免地會給人帶來種種虛妄的價值分別，如人的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如文人之相輕，有錢有權者之任性，皆此之屬。人之矜尚之情由此而生，物我、人我之對峙由此而起，由是其心外傾，心為物役，而失其存在的真性與心靈的自由。道家強調“日損”，去知去欲；儒家亦強調“解蔽”，剝落物欲，皆針對此外在加于人心之偽蔽而言。消解人心之偽蔽，其本心之良知，乃得挺立，而臻其虛一而靜的大清明之境。
綜上可見，為學與做人，雖各有其損益、博約、加減兩端而不可偏廢，然比較而言，于立言立功之事，我們常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是以略偏于“日益”和加法；于做人或立德之事，吾人所當考慮者，則多在什么事不能做，略偏重在自我的限制，或“日損”和減法。
善用生活中的加減法，對我們的人生，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