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錦全
【核心提示】
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輔而行，是中國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沒有前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不能隨著時代的步伐走向現代化，也就沒有力量與所謂的西方“強勢文化”平等對話。但是只有前者沒有后者也不行。只有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輔而行，才有助于中國哲學循文明途徑走向世界。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中國崛起和發(fā)展的堅強基石。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領導多次就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問題發(fā)表重要論述。對于傳統(tǒng)文化研究者來講，我們應如何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認識、辨別、揚棄、研究？圍繞上述問題，近日，記者專訪了90歲高齡的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李錦全。
用歷史辯證法傳承傳統(tǒng)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的血脈和根基。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應如何繼承和創(chuàng)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李錦全：當前，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是不能回避的問題。我們多年來本已提出批判繼承的方針，即剔除糟粕，吸取精華，這就是古為今用。但這個方針如何貫徹，并未得以很好解決。對傳統(tǒng)文化如何區(qū)分精華與糟粕，我認為，關鍵要正確分析思想矛盾的兩面性所帶來的社會效應。儒家對道德人格高標準的要求，如講究正己正人、見利思義、先憂后樂等思想行為和立身處世之道，以及不欺暗室的慎獨之道，是儒學中的精華和優(yōu)良傳統(tǒng)，應該加以發(fā)揚；但對儒學所塑造出的偽君子、假道學，以至那些言行不一的兩面派，就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總之，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自身包含有矛盾的兩面性，對當前社會可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效應。我認為，凡是能適應我國文化建設需要的，都要合理批判繼承，也可以說是在承傳的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新。時代性和民族性從矛盾中得到統(tǒng)一，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明對話、碰撞無可避免，在此背景下，中國哲學應如何走向世界？
李錦全：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一般認為有激進和保守兩種趨向。儒家多被視為保守，但“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還是相輔而行。墨家雖講兼愛、非攻，但也主張非命、尚力。道家講柔弱勝剛強，實質上是后發(fā)制人。至于戰(zhàn)國末年，代表先進思想文化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持歷史進化論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主張“當今爭于氣力”。這就說明中國傳統(tǒng)哲學具有進取性和斗爭性，并重視發(fā)揮主觀能動精神。當前世界各種矛盾沖突普遍存在，我們必須增強綜合國力和民族凝聚力，要以自強不息的主觀能動精神迎接挑戰(zhàn)，才能使中國哲學在世界文化發(fā)展的長河中順流前進。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封閉是不可能的，總得對外進行思想文化交流。我認為，中國哲學走向世界，應該以我為主，堅持開放與包容的心態(tài)，沖突與包容互動，矛盾與互補并存。發(fā)達國家不能以強勢文化推行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主義，雙方要平等對話，取長補短，即經過相互吸收、揚棄、輸入外來血液，使自身文化發(fā)展進入良性循環(huán)。中國哲學走向世界，既要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同時又要吸收人類的共同智慧，從承傳中創(chuàng)新，從而體現新的時代精神，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矛盾統(tǒng)一，最終使中外文化進入和諧、和合的精神境界。
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輔而行，是中國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沒有前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不能隨著時代的步伐走向現代化，也就沒有力量與所謂的西方“強勢文化”平等對話。但是只有前者沒有后者也不行。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之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不能孤立地發(fā)展，不能孤芳自賞與夜郎自大，否則就不能與世界現代化的發(fā)展潮流相適應，也就難以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輔而行，才有助于中國哲學循文明途徑走向世界。
民富國強是“內圣外王”堅實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報》：綜觀儒學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您對未來的儒學研究有哪些展望？
李錦全：儒家原來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當時雖號稱“顯學”，卻是其道不行。儒學秦時曾遭劫難，在西漢董仲舒重建后卻受到當朝的重視，其后雖然有過一些波折，如受到道、佛思想的沖擊，但由于它倡導的道德綱常倫理觀念適合封建統(tǒng)治的需要，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中，仍占據官方思想的主導地位。
宋明是封建社會的后期，政治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加強，宋明理學由于強化維護封建綱常帶來雙重社會效應。一方面，人們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jié)得到發(fā)揚，另一方面，由于維護絕對君權和封建等級制度，亦給社會帶來負面影響。明代后期到明清之際，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江南若干地區(qū)某些行業(yè)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相應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也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想。如黃宗羲強烈批判封建專制君權，戴震還揭露后儒“以理殺人”的罪惡，實質上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有一點需要指出，黃、戴也是儒學中人，并且以孔孟思想為依托來批判程朱，在某種意義上是儒家內部的自我批評，體現出儒家內部也有自我調節(jié)的機能，以適應社會的變化和發(fā)展。
近代中國與西方不同，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斗爭策略，其后張之洞又提出“中體西用”論。這是想在保持封建的綱常名教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科技和物質文化。這是儒學一次應變策略，可謂之“變器衛(wèi)道”。單為了追上時代的步伐，只變器是不夠的，康有為想推行維新變法，就提出“道可變”，這是儒家自身應變的一大進步。梁啟超提出清代學術“以復古為解放”，后來現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提出“返本開新”，這都是想從儒家內部找尋適應現代社會的根據。
因此，儒學未來發(fā)展，應發(fā)揮自身長處，適應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需要。由于儒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它的特點是重視從道德修養(yǎng)方面來提高人的精神素質，并且要求從個人做起，如正己正人、慎獨等道德規(guī)范，對提高人的思想品質，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儒家講“內圣而外王”，是否做到“內圣”了就可以自然實現“外王”？
李錦全：人們對儒家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qū)，即儒家是重道義而輕功利。其實不然，孔孟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列為治國的三個重要方面，而“足兵”是其中之一。孔子還說過“以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又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這就有點教導人民備戰(zhàn)的思想了。
在儒家思想的演變中，董仲舒提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將道義與功利對立起來，但漢唐儒家沒有明顯支持這種觀點。可是到了宋明新儒學卻出現學派的分化，程朱重義理，陸王明心性，陳葉倡事功，張載宗氣化。其中張、朱、陸的分歧偏于哲理方面，對國計民生影響不大，但陳亮與朱熹之間的王霸義利之辨，卻關系到國家興亡人生禍福的現實問題。朱熹用“理欲對立”的觀點捏造歷史，認為三代以前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后是“人欲橫流”的“霸道”衰世，特別斥漢唐是“專以人欲行”、“人道息”的霸道衰世社會。其實人們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漢唐是強國、大國，是符合孔子“足食”、“足兵”的民富國強的要求的，何以謂之衰世？
一些人將周、張、程、朱等宋儒稱為上接孔孟真?zhèn)鞯恼谌逭摺３诌@種觀點的人，其實并不真正了解《大學》所講修、齊、治、平的內圣外王之道。正心、誠意是內圣，通過修身、齊家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到治國、平天下是外王。內圣是通過內心的道德修養(yǎng)，人皆可以為堯舜；但外王治國則需要有濟世匡時的外在本領，做到“足食”、“足兵”的民富國強。否則大談“為萬世開太平”，只是一句空話。治國之道，重文事亦要重武備，孔子主張“為政以德”，也要求“足食”、“足兵”，道義與功利并非對立而是互相配合，形成文經武略的治國決策。我國多年來宣揚推進世界和平的五項基本原則，但要保障國家安全，還是要靠“足食”、“足兵”，靠強大的國力。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將“富強”擺在首位，而“中國夢”也是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來凝聚全民共識。
道家思想不容忽視
《中國社會科學報》：提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們最先想到的就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老莊為首的道家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居于何等地位？
李錦全：道家是先秦諸子中的一個重要流派，與儒、墨兩家不同，老、莊等人多是屬于隱士一類，在當時社會上也沒有什么活動，而“道家”這個名稱到漢代才出現。
漢代以后，隨著政治形勢的發(fā)展，儒道存而墨法廢。眾所周知，儒家從董仲舒提倡“獨尊儒術”之后逐漸為當政者所認同，從而成為封建王朝官方統(tǒng)治思想，在傳統(tǒng)文化中亦居于正宗地位。但道家作為思想流派仍然獨立存在，并且隨著時勢的變化還繼續(xù)發(fā)展。如從先秦避世的老莊，到漢初出現黃老的治國之術，東漢末又與神仙家結合而衍生出道教。先秦道家原是儒家的反對派，后來也出現一些儒道互補的現象。唐宋以后，道與儒、釋被稱為三教，而宋儒雖以孔孟的正統(tǒng)自居，表面上還排斥佛、老，但實際卻吸取對方的思辨性以促使儒學的哲理化。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雖然一般認為儒家是正宗，但學術界也有人認為，從哲學理論思維的貢獻來說，也許道家思想是主干。我這里不想爭論兩家的長短，但從兩家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與老子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來看，應該說兩者都是得到公認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到道家思想有著顯著的矛盾兩重性特征，這應如何理解？
李錦全：的確如此，道家思想的生存發(fā)展充滿著矛盾性。即一方面，歷代不滿現實的隱者和避世之士，多從這里找尋理論依據，成為當時現實政治的反對派。他們所從事的文化創(chuàng)造和思想批判往往與封建正宗相對立而處在異端地位，從而形成我國歷史上別樹一幟的道家文化傳統(tǒng)。另一方面，道家在諸子中也是屬于“務為治”的一派。它可以為統(tǒng)治者出謀獻策，并博取眾家之長，通過與儒、墨、法等多元互補，從而成為正宗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方式的建構者。這當然是屬于正統(tǒng)而非異端，因此亦有人稱道家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居主干地位。
道家的立論是“道法自然”，老子以自然無為之道來貫通天、地、人，將宇宙人生視為一個整體。從天道自然引申到政治上的無為而治，而無為又是無不為。這種豐富的辯證思維避免了思想僵化，處理問題可以靈活多變，就像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可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無為而治也可以發(fā)展為虛君制，君道無為而臣道有為，形成比較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與民休息和采取不干涉政策，這與無君論思想也不無相通之處。所以“務為治”與“無為而治”和對現實政治的批判，這種矛盾的兩面性使道家思想在傳統(tǒng)文化中占據獨特地位。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化時代，您怎么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思想的當下意義？
李錦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老子思想有其不容忽視的現實價值。老子是用辯證法思想看問題，他概括出“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作為事物辯證發(fā)展的模式。“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他看到了事物無不向反方向轉化這一基本規(guī)律，進而提出“柔弱勝剛強”。老子以“水”來比喻說明柔克剛、弱勝強的道理。他說：“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世間沒有比水更柔弱的東西，但它能把山體沖刷成江河，滴水穿石，都可說明弱之勝強。與推行霸權主義的某些發(fā)達國家相比，今天我們雖是發(fā)展中國家，但我們居于“柔弱處上”的地位，發(fā)展的前途就是能克服強敵。這一點可以說正是老子思想給予我們的啟示。
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時代主題。老子講“道法自然”就是主張和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老子強調要順萬物之自然，只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是不夠的，這種思想用于自然界，對保護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生態(tài)平衡，仍然有它的積極作用。
用矛盾分析法做研究
《中國社會科報》：數十年來，您一直專注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積累了大量的研究心得，有哪些好的研究方法可以與后輩學人一起分享？
李錦全：就我個人的研究經歷來看，做好傳統(tǒng)文化研究，首先，要多角度、多層次、多側面地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進行歷史的考察和整體的綜合研究，要以儒學為主題，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整體及各個流派進行歷史主義考察，分析它的形成、演變的歷史過程，揭示其特點和規(guī)律。要研究哲學家，也要研究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文學家等人物的有關思想。另外還可以對有關人物政治實踐活動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進行分析研究。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史哲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可絕然分家。雖然研究者選擇的主攻方向會有不同，但是應盡可能博專結合，知識面廣些。這樣才能綜合運用文史哲等多學科的知識，從不同角度、層次、方面，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進行動態(tài)的、整體的研究。
其次，要注意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在分析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各個流派思想時，既要注意各個流派內在矛盾的分析，又要注意這些矛盾之間的互相作用和影響。例如，在先秦，老莊是儒家的反對派，但儒學在封建社會成為統(tǒng)治思想后，儒道兩家思想關系既彼此對立又互相補充。對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研究，對具體人物的哲學思想分析，也要注意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由此得出的結論才能更科學、更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