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1902-1972），是新進化論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線進化論”和文化生態學，首次把生態學應用于人類文化的研究。他重視文化對環境的適應，和由此形成的多樣性，認為這些各有其核心屬性的不同類型的文化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進化順序，它們是平行發展的。我們還要再進一步，把文化生態學應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態學。它的任務不僅在于研究各種類型的宗教產生和演變的機制，它們整合社會文化的方式，還要考察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跨文化的大范圍內，宗教文化生存的狀態，宗教與社會、宗教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它們對于文明發展的影響，它們在當代發展的趨勢，以及如何保護宗教的多樣性，和優化宗教文化生態，使之有益于人類的和諧與進步。
世界宗教文化生態模式類型
從世界范圍來說，就宗教關系的生態而言，大致有這樣幾種類型的國家和地區：一是一元主導型。一種宗教成為國教，具有至上的地位，影響著大多數人口，如印度（印度教）、巴基斯坦（伊斯蘭教）、波蘭（天主教）、泰國（佛教）等。這些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一種宗教形成深厚傳統，成為全社會主要的精神支柱，決定著多數民眾的價值取向、行為規范和習俗生活，而且對社會政治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其它宗教或信仰處在邊緣地帶，無法與主流宗教比肩。這種宗教文化生態模式應當得到理解和尊重；它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如何正確處理國內日益興起的多元化信仰；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各種宗教的關系，做到和平共處。二是多元緊張型。幾種宗教同時并存，各自擁有數量可觀的信眾，背后都有較強的社會力量支撐；但由于復雜的原因，各宗教之間，各教派之間，經常出現緊張關系，成為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如斯里蘭卡信佛教的僧伽羅人與信印度教的泰米爾人的關系，克什米爾地區的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關系，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關系，伊拉克的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關系，英國北愛爾蘭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關系，往往形成緊張，易于爆發沖突。主要原因大約有：宗教信仰缺乏理性寬容，極端主義流行；實際利益發生矛盾而得不到調解；歷史積怨太深，未及時化解又添新仇；內外政治勢力插手利用，使問題復雜化。這種宗教文化生態是非良性的，既有害于國家和地區的穩定，又有損于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同時也給其中的各種宗教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所以應當通過文明對話加以調整。三是多元和諧型。多種宗教長期共存，不僅能夠和平共處，還可以互相學習與合作，形成多樣性共生的文化生態。如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大體說來，東亞地區的宗教關系最為和平安定，極少由于宗教矛盾而引起沖突。這一地區恰恰屬于儒學文化圈與佛教文化圈重合的地區，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而中國是東亞文化的重心所在，它的文化傳統對外有輻射作用。這種宗教文化生態模式，對內容易形成宗教和睦、道德勸善的格局，對外有利于發揮促進宗教對話、維護世界和平的功能。
中國宗教文化生態模式的歷史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多民族之間也有爭和斗，但以融合友好為主流。長期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涵化，農業文明的安定祥和氛圍，家族社會的群居智慧，以及在源遠流長的古代文明基礎上出現的孔子儒學和老子道家的互補與引導，在這樣的生存環境和思想教化的薰習下，中華民族形成了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厚德載物的品格與精神，它的文化具有仁愛通和、博厚悠遠、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傳統。在信仰的層面上，便是多元通和的生態，這一生態模式是良性的，符合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符合自由平等和平友愛的精神。它有如下的特色和表現。第一、以人道為本，以神道設教，形成人文哲學與宗教信仰并立互動的格局，造成儒家、道家與佛教、道教相須互攝的態勢。由于重視人道，使神道具有較多的理性成分，不易滋生狂熱和極端主義；由于尊重神道，使人文保留了神圣神秘的超越境界，不易流于功利平庸。第二、中華民族有基礎性信仰而無獨尊的國教，它為多元信仰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和相互溝通的橋梁。基礎性信仰是敬天法祖和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基本教義。但它不壟斷信仰，只要你遵守中國人普通的做人之道，不忘祖先恩德，敬畏天命，認同中華禮俗，你可以去選擇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能夠得到他人的尊重。第三、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有多種類、多層次、內外兼收的特點，其多樣化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從種類上說，有佛、道、伊、天、基，在歷史上還流行過摩尼教、祆教、猶太教等教，佛教的三大支（漢傳、藏傳、南傳）和基督教的三大派（天主教、新教、東正教）都在中國流傳。從層次上說，有世界性宗教，有民族性宗教，有民間宗教，有原始崇拜，還有宗教性民俗。從內外關系上說，有本土宗教，有外來宗教，后來外來宗教逐漸中國化，它們的力量和影響甚至超過了本土宗教，可見中國人信仰開放的程度有多高。第四、宗教關系以和諧為主旋律，中原地區沒有發生宗教戰爭，沒有出現宗教大規模迫害異教徒的事件，很少僅僅由于信仰不同而發生族群沖突。歷史上有過“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以及毀道和鎮壓伊斯蘭新教派事件，但它們是支流，主要是政治權力介入的結果，沒有形成傳統。相反，和平傳教，多教共生，彼此吸收，相安互益則是主流。儒、佛、道三教可以兼信同修，人們習以為常，這在世界許多地方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在中國，鴉片戰爭以后同殖民主義侵略相聯系，否則不會發生反基運動；而愛國守法的基督教在中國有正常的生存空間。第五、儒學從中國傳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完全是和平的，沒有戰爭的影子。佛教是中國人從印度請進來的，又從中國傳到東亞一些國家，皆是和平之旅，播種友誼。儒、佛兩家一直是中日韓三國友好的紐帶。第六、儒、佛、道作為中國傳統信仰文化的核心部分，不僅彼此互相滲透，而且以其深廣的積累和巨大的文明感召力向四周推延，在不斷與各民族文化涵化過程中，擴散到中國各個角落，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精神力量，致使中國雖經歷過多次政治的分裂，而文化中華始終保持其一體性，成為從分裂又走向統一的思想基礎。
中國宗教生態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得以成型并經久不衰的深層因素，在于它有一個穩定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認知傳統，并深入人心。從《國語》記載史伯所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到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再到《易傳》提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中庸》則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古代的文化經典已經明確肯定了文化多樣與和諧的實在性合理性，使多元和諧成為中國的文化基因，能夠代代相傳，不斷被復制，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思想界則一方面運用經典的思想去處理多元文化關系的調整問題，例如魏晉南北朝開明派大講“殊途同歸”，為和平引進印度佛教制造輿論；另一方面不斷以新的理論表述發展“和而不同”的思想。如唐代佛教華嚴宗提出“事事無礙”、一多互攝的論點，宋明儒學提出“理一分殊”的理念，清末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主張上下通、內外通、男女通、人我通，近現代思想家們則提出“貫通古今，融合中西”，“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當代馮友蘭提出“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古到今，一條紅線始終貫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彼此的平等溝通尊重。中國宗教文化生態模式對內有極大的包容性，對外有極大的開放性。所以在古代保持了信仰的多元和諧，并成功引進印度佛教，創造了異質文化融合的典范；近現代則努力向西方學習，引進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科學民主，使中國的信仰文化更加豐富多彩，也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雖然曾經發生過“打倒孔家店”、各種“宗教取代論”、“宗教鴉片論”、“文化大革命”等錯誤思潮，當時來勢洶洶，但都未能落地生根，畢竟時過境遷，退出歷史舞臺；多元和諧的模式復又成為主流意識，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可見它有最厚實的生命底蘊。這種既有內在的凝聚力，又兼納多種類型價值體系的信仰文化生態符合人性的需要、人權的自由、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精神；同時由于多種信仰可以相比較而存在，相激蕩而發展，在和平競賽中前進，使信仰文化具有長久的生命活力。這種模式還有利于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參與國際上的文明對話，勸和促談，推動和諧世界的建設。
恢復和發展中國模式的宗教文化生態
不可否認，五四運動以來，由于中國的革命者未能分清制度革命和文化改良的區別，在摧毀舊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同時，也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大破大立，不懂得后者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于是造成數千年中形成的信仰文化生態的嚴重破壞。現在看來，局部的短期內的思想批判運動也許是必要的，但在信仰的層面上，在具有深厚傳統的民族文化領域，只應在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實行漸進的改革，以保持社會精神生活、道德風俗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保持民族的文化認同感，這也是社會革命得以健康進行的必要條件。今天，我們更認識到，多民族多宗教多類型的傳統文化不僅不是我們前進的包袱和障礙，相反，是我們增強綜合國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優勢資源，是我們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取之不盡的文化寶庫。然而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動用一切可能的社會資源和力量，不斷發動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大掃蕩，批判孔子和儒學，批判宗教，批判民間信仰，企圖在徹底摧毀傳統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清一色的思想格局，文化大革命使這種大革文化命的運動達到頂點，當然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虛無主義的危害和封建社會主義思潮的反文化也反真正社會主義的本質，不能不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失敗而告終。但它造成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價值觀念的混亂，特別使中華傳統信仰邊緣化，嚴重萎縮，留下很大的精神空白，被各種不可控的力量以并非健康的方式所填補。例如基督教在中國大陸數十年間挾其背后西方的強勢力量飛速發展，是數百年來外國傳教士夢想而不可得的，嚴重損壞了多元和諧的宗教文化生態，它對于中國和基督教都不是福音，因為這樣急速的膨脹不是正常現象，難免弊病叢生，也會引起碰撞與反彈。這里面固然有如美國艾克曼之輩想用基督教的“羔羊”馴服“中國龍”的不良用心與行為在暗中起作用，同時也怪我們自己把中華傳統信仰拼力加以破壞，為基督教的擴展掃清了很大的地盤。臺灣的社會制度與我們不同，而在信仰層面上保持了中國傳統的多元和諧生態，尊天敬祖是基礎，同時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種發達的民間宗教，形成多樣性的平衡，沒有一種宗教獨自坐大，因而也沒有一教獨尊帶來的壓制異端的弊病。天主教、基督教在臺半個多世紀中，大致有40萬、50萬信徒，沒有大躍進的現象發生，因為缺少發展的空間。臺灣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要恢復和發展中國模式的宗教生態，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復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包括各種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中國傳統信仰是有深層根基的，它一直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給它寬松的環境，適當加以引導，便可順利成長。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過分介入，往往發生負面效應而不解決問題。社會主義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規上是統一的，而在信仰文化上一定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馬克思主義、儒學、佛教、道家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種健康的民間信仰，都應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間，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毛澤東說過，不能強迫人們信仰馬克思主義。當然各種信仰都要愛國守法，這是共同的政治基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過程中形成，把主導性與多樣性，先進性與廣泛性結合起來，創造中國文化新的生態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各種優秀文化的生機得到復蘇和培植，盡管同時也有雜草叢生，但千姿百態的香花成長更快。我們要努力使中國成為一個文化的百花苑，一個精神的快樂苑，一個生活的幸福苑。
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