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剛：下學(xué)上達：孔子的教育思想
2022-07-01 09:01:00 作者:舒大剛 來源:《走進孔子》
引言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他在歷史上有許多稱呼：當(dāng)時的人們稱他為“夫子”，夫子就是先生的意思；他逝世的時候，魯哀公誄文稱他為“尼父”，父是尊稱；戰(zhàn)國人稱他“孔子”，就是孔先生的意思；西漢稱他“素王”或“先師”，素王就是他有王者之德、王者之風(fēng)，但是沒有王者的位置，所以是“素王”，“先師”指開一代教育萬世師表的人物；漢平帝時正式封他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稱他為“文圣尼公”；北周靜帝封他為“鄒國公”；隋文帝時稱他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尊他為“先圣”，后又改成“宣父”；唐高宗尊他為“太師”；武則天時稱他為“隆道公”；唐玄宗升孔子為“文宣王”，“素王”是漢代經(jīng)學(xué)家對孔子的稱呼，“文宣王”是統(tǒng)治者正式給他的封號；宋真宗時稱他為“玄圣文宣王”，后來又改稱“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孔子為“至圣先師”；清順治加封號“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后又恢復(fù)稱“至圣先師”；民國時期仍然派大員來祭祀孔子，并且沿用“大成至圣先師”這一稱呼。
歷代這些稱呼都是褒稱，而且這些褒稱中有一個共同現(xiàn)象，即大多稱孔子為“圣”、為“師”，以“大成至圣文宣王”為例，根據(jù)蘇洵《謚法》記載，“行道化民曰圣”，意思是說推行自己的道德主張來教化民眾，這就是“圣”；“窮理盡性曰圣”，從哲學(xué)的角度、心理的角度、人性的角度來窮盡這些義理、窮盡人性，這就是“圣”。關(guān)于“文”，蘇洵認為“經(jīng)緯天地曰文”“修德來遠曰文”“道德博聞曰文”，這些都是孔子所具備的。關(guān)于什么是“宣”，蘇洵認為“善聞周達曰宣”，就是把他的美名向四面八方宣揚出來，“誠意見外曰宣”，即內(nèi)外表里如一。
“大成”是孟子贊揚孔子集三代文化、古今圣賢之大成；“至圣”是說孔子是圣人中的“高大上”，是最高大的一個圣人。“先師”一詞在孔子之前就出現(xiàn)了，《周禮》記載“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當(dāng)時有“師”“儒”之分。“師以賢得民”，就是說“師”是以賢明來獲得人們的敬重；“儒以道得民”，“儒”是以知識和道義來獲得人們的崇敬。“師”和“儒”實際在孔子以前是兩種官職，這兩種官職都要表率萬民，一個是用自己的德行，一個是用自己的知識和道理。韓愈講得更清楚，即“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真正承當(dāng)“先師”之任的孔子是當(dāng)之無愧的，所以評價孔子最核心的、最主要的就是“師”，從事教育、從事教學(xué)、從事人才培養(yǎng)，是孔子終生的事業(yè)，也是他影響千秋萬代甚至影響人類的一代偉業(yè)。本文將主要從下面五個方面介紹孔子的教育思想。
曲阜孔廟大成殿
一、六藝——全能教育
1.六藝與七十二弟子
孔子的教學(xué)重視全能教育、全方位訓(xùn)練，即所謂“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禮，不僅指今天所說的有禮貌、有秩序，古代的禮包容非常廣，有吉、兇、軍、賓、嘉五禮，還有若干小類，有所謂的“經(jīng)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所有的制度典章、行為規(guī)范都在禮的規(guī)范當(dāng)中。樂有“六樂”，包括《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樂，是從堯舜一直到周代的音樂。射也不是簡單的射箭，有“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即五種射箭的技巧、理論和技能。白矢，箭穿靶子而箭頭發(fā)白，表明發(fā)矢準確而有力；參連，前放一矢，后三矢連續(xù)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剡注，謂矢行之疾；襄尺，臣與君同射，臣讓君一尺而退；井儀，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御的講究也非常多，有文車、武車之分，因為古代打仗是戰(zhàn)車，出行外交則坐文車，走到哪個地方該怎么駕、該怎么行禮都是有講究的。書是“六書”，包括書法、“六書”的原理、文字的含義等。數(shù)指“九數(shù)”，包括各種計算，如工程計算、面積計算等。
這些技能都是當(dāng)時士人服務(wù)于社會必備的技巧。孔子認為“君子不器”，是說不要成為一個具體的、簡單的用具，君子應(yīng)該是全能的、全面的。又對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君子儒是全面的儒者。《史記》記載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就是能夠全面掌握這些技巧的有七十二位，這七十二位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家語》里都有記載，只是人數(shù)有多有少，人名不完全相同。
簡單來看，禮、樂就是當(dāng)時的文明制度，主于教世，即教化世人；射、御是當(dāng)時的武藝和技能，是戰(zhàn)備制度和技能，用于救世；書、數(shù)是文化知識，用于治理社會。這幾種知識都具備，可以說是能文能武，知今知古，精文精理，通藝通技，無施不宜，無往不利。因此，當(dāng)時很多國君既想用孔子又怕用孔子。想用，是因為孔子的弟子都是人才，每個人都能擔(dān)當(dāng)重任；怕用，是怕他的弟子團結(jié)起來造反而駕馭不了。但是他們不知道儒家是不主張造反的，是為君子統(tǒng)治服務(wù)的。
2.六藝對歷史的繼承——鄉(xiāng)三物
儒家經(jīng)典《周禮》中記載了教化萬民的“鄉(xiāng)三物”：“（大司徒）以鄉(xiāng)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賓興之”就是把他作為珍貴的人才舉薦，“一曰六德：知、仁、圣、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孔子講的“六藝”就是從這里來的。“六德”屬于內(nèi)在的品質(zhì)，也包括政治的；“六行”屬于倫理的品行；“六藝”屬于知識技能。這是孔子對歷史的繼承。大司徒既以這三種品德和知識教化萬民，又以此為標準來推薦優(yōu)秀人才。
3.四科造士
孔子在繼承六藝的基礎(chǔ)上又有所擴展。《禮記·王制》曰：“《詩》《書》《禮》《樂》以造士。”孔子將詩、書、禮、樂分成四科，一是“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德行這一科是非常優(yōu)秀的。二是“言語”，相當(dāng)于今天的外交辭令，比較突出的學(xué)生有宰我、子貢等，尤其是子貢。一次吳國要攻打魯國，魯君派子貢去游說吳國，子貢就說你打魯國沒意思，魯國那么弱，你不打它，它也會聽你的。吳國就問哪國最強，他說齊國最強，你敢不敢惹？吳國當(dāng)時正如日中天，于是就跟齊國開戰(zhàn)，結(jié)果吳齊強國兩敗俱傷，魯國反而安全了。三是“政事”，杰出學(xué)生主要有冉有和子路。四是“文學(xué)”，指古代文獻，也就是當(dāng)時的經(jīng)學(xué)，杰出學(xué)生有子游、子夏。
北宋佚名《孔子弟子像全卷》（局部）
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對于當(dāng)時的政治尤其是對于孔子思想的傳播，對于儒家的形成和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六經(jīng)——全智教育
1.四經(jīng)
前文所說的“六藝”培養(yǎng)出的是操作性較強的人才，這樣的人才缺乏信仰，缺乏哲學(xué)。因此孔子晚年就對此做了補充、改造，尤其是周游列國之后修訂了《易》《春秋》，形成了“六經(jīng)”。孔子之前是“四經(jīng)”，《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趙衰贊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管子》：“澤其四經(jīng)。”尹知章注：“四經(jīng)，謂《詩》《書》《禮》《樂》。”《史記》稱：“孔子閔（憫）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2.六經(jīng)形成
《莊子》中記載，孔子繼“舊法、世傳之史”，“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孔子用這“六經(jīng)”來教授學(xué)生，尤其是對“六經(jīng)”進行了新的闡釋，加入了很多仁義、道德，還包括民本、秩序等方面的思想，形成了系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莊子·天道》篇說孔子“繙‘十二經(jīng)’以說”。一種說法認為十二經(jīng)指六經(jīng)六緯，也有人認為是大“六經(jīng)”、小“六經(jīng)”。大“六經(jīng)”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小“六經(jīng)”是具體教授禮、樂、射、御、書、數(shù)的教材。《孔子家語·本姓解》也講到：“（孔子）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這樣就形成了“六經(jīng)”。
《圣跡圖·刪述六經(jīng)》
3.六經(jīng)異說
有人認為，“六經(jīng)”講的都是歷史，不是孔子自己創(chuàng)作的，孔子以前已經(jīng)有了“六經(jīng)”。如龔自珍《六經(jīng)正名答問一》：“仲尼未生，已有六經(jīng)；仲尼之生，不作一經(jīng)。”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原道》：“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頌于太師，《春秋》存乎國史。”這種認識是不對的。雖然“六經(jīng)”的內(nèi)容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六經(jīng)”作為經(jīng)典文獻，是孔子定下來的。雖然“六經(jīng)”的內(nèi)容在以前就有了，但是只是記載歷史事件，沒有從歷史事件中總結(jié)規(guī)律、道理，這些規(guī)律和道理是孔子總結(jié)出來的。就像《孟子》說的“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它們的內(nèi)容都是一樣的，都是歷史書籍，但是“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里面貫穿的義理是孔子灌輸進去的。
也有人說“六經(jīng)”在孔子那個時候不存在，是漢代的人整理出來的，這也是不對的。郭店戰(zhàn)國竹簡《六德》記載：“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這說明在戰(zhàn)國時期，這“六經(jīng)”已經(jīng)形成，而且成為一個體系，它不是短時間能夠?qū)崿F(xiàn)的。
4.六經(jīng)益智
“六經(jīng)”不僅是歷史故事，它也是有內(nèi)容的。《莊子·天下》篇記載孔子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雖然《詩經(jīng)》今天還在，但通常是把它講成文學(xué)著作，把有些詩篇講成純粹的男女愛情，或者說成是勞動人民反抗，這些實際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詩經(jīng)》本意。古代寫詩，不像現(xiàn)在這樣大膽直白，并且這些詩歌的作者恰恰不一定是青年男女，而往往是士大夫的身份，借以表達自己不得志及知音難遇的心情。比如屈原的《離騷》，詩中大多是用一種如怨如慕的筆調(diào)，所寫內(nèi)容大都是香草美人，但我們不能從字面意義來理解，認為屈原是在埋怨、怨恨楚懷王拋棄了自己，認為屈原是一個弄臣，這就是不知道古代文學(xué)委婉表達感情的方式而致。所以《詩》是用來道志的，不完全是言情的；“《書》以道事”，《書》是講歷史事件的；“《禮》以道行”，《禮》是講行為規(guī)范的；“《樂》以道和”，《樂》是講怎樣和諧、融洽相處的，怎么妥善地表達自己的感情的；“《易》以道陰陽”，陰陽就是哲學(xué)；“《春秋》以道名分”，名分不是講等級，而是講秩序，在哪一個等級，就要做符合哪個等級、哪個身份的事，也就是齊景公問孔子，孔子所答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就是講的名分，無論是國君還是士大夫、卿、士人，都要盡自己的本分。
《荀子·儒效》也有類似言論：“《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的話也這樣說：“‘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六藝’于治一也”，“六經(jīng)”也稱“六藝”；“《禮》以節(jié)人”，《禮》是用來節(jié)制每一個人的言行的；“《樂》以發(fā)和”，就是表達和諧感情的；“《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神化就是把神秘的變化展示出來，“《春秋》以義”，義就是原則、規(guī)范。這與《莊子》說“六經(jīng)”是一致的。
5.六經(jīng)載道
“六經(jīng)”也是載道的，指孔子把他的主張、理念貫穿于“六經(jīng)”之中。《漢書·翼奉傳》記載：“臣聞之于師曰：‘天地設(shè)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見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jīng)’。賢者見經(jīng)，然后知人道之務(wù)，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其中，“天地設(shè)位”，指自然界秩序的形成；“懸日月”，就是日月懸在空中，白天太陽運行，晚上月亮出來；“布星辰”，像北斗星、二十四宿布滿天空；“分陰陽”，分白天黑夜；“定四時”，指四季交替；“列五行”，是把金、木、水、火、土列出來，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以視圣人”，這些現(xiàn)象客觀上陳列在那里，但是普通人感覺不出來，只有圣人一看到就能感覺到；“名之曰‘道’”，就是圣人把這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闡釋出來、解釋清楚、傳播出去，這就是“道”。“道”其實就是解釋天地為什么這樣形成，日月為什么這樣運轉(zhuǎn)，星辰為什么這樣分布，其運行表達什么意思，陰陽的原理是怎樣消長的，四時是如何形成的，還有推算歷法，五行之間相生相克、相勝相生的關(guān)系，這就是“道”。
“道”在哪里？“圣人見道，然后知王治之象”，圣人從自然界看到這些東西，然后體會人們該怎樣去做；“故畫州土”，就是把行政區(qū)域劃為九州或十二州；“建君臣”，指把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確立下來；“立律歷”，制定歷法是古代帝王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陳成敗”，把歷史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出來；“以視賢者”，圣人把這些規(guī)律寫出來給賢者看；“名之曰‘經(jīng)’”，“經(jīng)”里面就包含這些東西。
《尚書·禹貢》主要講的是劃九州，《尚書·洪范》主要寫的五行，《周易》講陰陽，《春秋》講等級、成敗，《禮記》里講禮經(jīng)也講君臣之義。也就是說，“六經(jīng)”所記載的既是天道，又是人道，也是地道，甚至還探討陰陽，也就是所謂的鬼神原理。“賢者見經(jīng)，然后知人道之務(wù)”，賢者見到這些經(jīng)，就知道我們當(dāng)下該怎樣去做，因此說《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有非常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道理、主張和規(guī)范的，孔子用它們來教育學(xué)生，教出來的學(xué)生也非常優(yōu)秀。
6.六經(jīng)與五行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xùn)也；《書》以廣聽，知之術(shù)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五經(jīng)”不是隨意選出來的，它們之間相互獨立又相互聯(lián)系，從而形成一個與五常相對應(yīng)的、完善的體系。《樂》是讓人們精神快樂的，代表著仁的情懷。《詩》是正言的，古代外交辭令要引用《詩經(jīng)》來表達自己的主題和想法，否則沒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因此孔子說“不學(xué)《詩》，無以言”，這是《詩經(jīng)》表達義的原理。《禮》是講行為規(guī)范的，告訴人們怎樣身體力行。《書》記載了堯舜至西周時期的重要文誥和事件，讓人們總結(jié)歷史的經(jīng)驗，這樣會增加人的智慧。《春秋》下筆很有考究，它將褒貶寓于措辭之中。如“天王狩于河陽”一句，表面是說天子到黃河之北去巡狩，實際背后隱含的是晉文公稱霸，要在河陽舉行會盟，他想得到周天子的認可，就把周天子叫過來為他作證。按歷史的本相，應(yīng)該是晉文公會盟諸侯于河陽，召天子來作證，但是這樣就會違反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等級，對周天子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走在哪里都不需要請，更不能召，而是自己主動地想去哪就去哪。所以孔子在修《春秋》的時候就采取主動的筆法，叫“天王狩于河陽”，表達了他尊崇周天子、貶斥稱霸之人不懂規(guī)矩的主張，所以說《春秋》可以“斷事”。“五經(jīng)”里包含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五常之間相互配合，相輔相成。
《漢書》書影
但是只有這五者還不夠，還缺乏一種哲學(xué)思考、哲學(xué)原理。“而《易》為之原”，《易經(jīng)》講的是陰陽，是萬事萬物變化的源頭，所以“五經(jīng)”里都涉及陰陽問題；而陰陽又代表仁義，“五經(jīng)”里也都涉及仁義問題。因此，“六經(jīng)”的選擇是有科學(xué)依據(jù)的，是相互制衡、互為支撐、互為配合的。
7.六經(jīng)的功能
《詩》是抒情文學(xué)，故長于真情實感；《書》是歷史記錄，故長于明事紀功；《禮》是行為規(guī)范，故長于制度文明；《樂》是音樂作品，故長于和樂盛美；《易》講天地陰陽，故長于運數(shù)變化；《春秋》講是非名分，故長于社會治理。“六經(jīng)”各司其職，各行其事，共同塑造“仁義”之士，共同促進天下文明與和平。
古代“六經(jīng)”代表了文學(xué)、美育、歷史、政治、哲學(xué)、社會學(xué)、行為學(xué)甚至語言學(xué)等各個方面。被梁漱溟先生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先生就曾稱“六經(jīng)”可以統(tǒng)天下一切學(xué)術(shù)。如果掌握了“六經(jīng)”，再去讀之后各家的學(xué)術(shù)，就可以像犀角分水一樣迎刃而解。
8.六經(jīng)教化
《禮記·經(jīng)解》述“六經(jīng)”之教的效果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意思是說，到一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教化：如果這個地方的人能說會唱、溫文爾雅，待人敦厚，那一定是《詩經(jīng)》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這個地方的人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對歷史事件、歷史典故很熟悉，那肯定是《尚書》的教化盛行；如果一個地方的人都非常豁達、瀟灑、風(fēng)流，這是《樂經(jīng)》的教化在起作用；一個地方的人思想非常縝密，考慮問題非常深刻，一定是《易經(jīng)》的教化在起作用；如果這個地方的人恭儉莊敬，那就是《禮》的教化在起作用；說話咬文嚼字，非常注重自己的語言，那一定是《春秋》的教化在起作用。由此可見，“六經(jīng)”的教化是很明顯的。
所以“六經(jīng)”既是歷史的記載，又是道理的記載；既是教化的經(jīng)典，又是益智的教科書。它是兼有德育、智育、美育甚至增加情商、信仰的經(jīng)典。所以孔子作為一個教育家，他是全方位的。
三、君子——全德教育
（一）形形色色的人格
孔子有非常明確的教育目標，就是要培養(yǎng)君子。君子在當(dāng)時來說是一種全德教育，即完全德行的教育。孔子把一個人的成才分成很多類型，作為一個教育家，他必須要形成自己明確的教育目標。
不僅孔子，放之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教育家必須有明確的教育目標。如西方古希臘的“智者”教育，重視智慧、知識的培育；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教育，重視勇敢、道義的培育；英國的“紳士”教育，重視禮貌的培育；日本的“武士”教育，重視勇敢、戰(zhàn)績的培育；其他一些國家重視現(xiàn)代“精英”教育，培育不僅有領(lǐng)袖氣質(zhì)還要有大眾情懷的人。作為教育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標，才能完成好教學(xué)任務(wù)。
《圣跡圖·杏壇禮樂》
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教育目標，比如道家提倡的是“無為”的隱士；墨家提倡的是敢于犧牲的義士；名家提倡能言善辯的詭辯家；兵家提倡能夠出奇制勝的智謀者；農(nóng)家提倡親自耕作，耕而食、織而衣的勞動者；法家提倡不避親屬、不分貴賤、依斷于法的鐵面法官；陰陽家提倡善于推算歷法的、神秘的方士；儒家推崇的則是文質(zhì)彬彬的君子。
（二）孔子論人格
孔子把人格分成很多類型，包括匹夫、士、成人、圣人和君子，而君子是最理想的人格形象。
1. 匹夫
匹夫就是有志氣的、能夠堅持操守的自由人。因此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就是說匹夫有自己的操守、榮辱觀以及是非觀。但是這種匹夫只知道小義小節(jié)，而不知大義、大節(jié)、大道，所以孔子與他的學(xué)生討論管仲是不是君子的時候，把匹夫與君子區(qū)分出來了。管仲曾跟隨公子糾與齊桓公爭奪君位，公子糾死后，齊桓公聽取鮑叔牙的建議，要重用管仲。孔子的弟子子貢問，齊桓公把公子糾殺死，而管仲沒有死，反而做了他的相，還幫助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這樣的人能算君子嗎？孔子回答他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當(dāng)時北方少數(shù)民族山戎南下，齊桓公靠管仲的輔佐，將山戎打敗，從而保證了華夏民族文化不被中斷。要是沒有管仲，大家都得披散頭發(fā)，是管仲捍衛(wèi)了華夏文化。“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如果管仲當(dāng)時像匹夫匹婦一樣，主子死了，自己也去殉君，君辱臣死，后來這些建功立業(yè)的事情就沒了，華夏文化也將變了顏色，如果是那樣有什么好呢？所以孔子說管仲的“義”要比匹夫匹婦高，管仲守的是大節(jié)大義，這是匹夫跟君子的區(qū)別。
管仲塑像
2.士
士最早是一種等級。士上面是公、大夫，士下面是庶人、工商、皂隸。《國語·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左傳·哀公二年》：“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士在后來逐漸成了追求文化或理想的一群人，包括文士和武士。管仲治理齊國的時候，把士農(nóng)工商分開，士處于“閑燕”之地，即讓他們在較好的氛圍中傳習(xí)文化。
士是有知識的，孔子就說“推十合一為士”。“十”是十種知識，古代“十”表示多，把多方面的知識合為一個然后提煉出來就叫“推十合一為士”，學(xué)了很多知識，又會分析歸納，這就是士。
士是有擔(dān)當(dāng)?shù)摹！栋谆⑼āぞ簟菲骸笆空撸乱玻问轮Q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這個“事”就是能夠任事的意思，具有擔(dān)當(dāng)，敢于做事。士還要弘毅，要能夠堅持，有恒心。《論語·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意思是說，士要追求道，又要能吃苦耐勞。《論語·憲問》：“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不能只想著居住安穩(wěn)，要善于去追求。
士又是善于學(xué)習(xí)、努力學(xué)習(xí)的人。士還能夠辦事情，“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孔子家語·五儀解》書影
但是士有一個缺點，就是比較功利，沒有達到超然的人格，所以士是“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論語·子張》），就是士會想著去求利牟利，但是會先義后利。《論語·顏淵》篇記子張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士為士之“達者”，孔子卻反對他說：“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zhì)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意思是說，士還處于謀求成功、謀求回報、謀求利益的階段。又如《荀子·子道》：“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荀子·勸學(xué)》：“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士還是追求中的人。
3.成人
士之后，如果幾個方面都獲得了一定成就，當(dāng)時叫“成人”，意思是成為一個比較有擔(dān)當(dāng)?shù)娜恕Ｗ勇废蚩鬃诱埥淌裁词浅扇藭r，孔子說“若臧武仲（臧孫紇）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意思是說，假如這個人有一定的知識、才能，或者很勇敢，但是外在表現(xiàn)方面還受禮樂的約束，這就叫“成人”。為什么這種人不叫君子呢？因為他缺乏信仰。
4.圣人
孔子理解的“圣人”很簡單，“修己以安百姓”就是圣人。內(nèi)在修成君子，外在能夠讓百姓受益，這就是圣人。有德、有才、有能、有識，還要有位，能夠建功立業(yè)，這就是圣人的最高境界。實際上，君子成功了就是圣人，所以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也就是說，圣人退回一步就是君子，君子進一步就成圣人。
5.君子
君子兼有士、成人所擁有的優(yōu)點，同時又有更多的修為。最早的君子是“封君之子”的意思，凡是接受了封贈就叫“君”，君的長子就是“君子”。古代的君子很有修養(yǎng)，他們從小接受詩書禮樂的教化，同時要接受禮、樂、射、御、書、數(shù)的培養(yǎng)，此外還要承擔(dān)維護家族、國家及天下安穩(wěn)的責(zé)任。當(dāng)時的“封君之子”是有教化的，所以“君子”一詞逐漸就成了有修養(yǎng)的人的代稱，甚至還成了很多女孩追求的理想對象，所以《詩經(jīng)》里有好多篇章寫女子對君子的追求，如《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汝墳》“未見君子，惄如調(diào)饑”，《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未見君子，憂心惙惙”等。
在我看來，孔子眼中的君子具備一些基本的特征，大致有以下幾點。
《論語·憲問》里記載了孔子的話：“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認為君子首先有仁德，仁者愛人，沒有憂懼；其次是君子很有智慧，沒有看不懂的事情；最后，君子還應(yīng)該具有勇敢的精神，無所畏懼。美國思想家威爾·杜蘭特也認為：“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個哲圣兼?zhèn)涞氖ト恕？鬃有哪恐械倪@個‘超人’，是兼?zhèn)涮K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穌的‘仁’，這個三達德的完人。”可見，仁、智、勇三者的結(jié)合是中西方最美的人格，但是儒家的君子還有更多的修養(yǎng)和追求。
孔子在《論語·堯曰》中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認為君子應(yīng)具備高尚的信仰，他所說的“命”是天命、使命、命運。《論語·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這里的“畏天命”就是敬畏天命、敬畏命運的意思。天是莫之為而為者，命是莫之致而致者，也就是客觀性和必然性。
君子“內(nèi)省不疚”“樂天知命故不憂”，他知道天命、自然及規(guī)律，所以不憂，在做事的時候就會掌握好分寸，所以“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就是在恰當(dāng)?shù)臅r機來掌握中庸。
君子具有仁義情懷。《論語·里仁》：“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造次”就是緊迫，“顛沛”就是不如意，無論是倉促、急迫時刻，還是落魄潦倒的時候，君子都不會忘記仁義。又“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適”就是絕對服從，“莫”就是絕對否定。君子做事時不是絕對服從也不是絕對否定，而是要看它有沒有義，合不合乎原則。《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義以為質(zhì)，禮以行之。”意思是說，君子心中堅持的是正義，表達出來就是要遵守禮教。
君子具有高尚的志趣。君子重義輕利，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又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窮但是窮得有骨氣，窮得有底線，小人則沒底線、沒規(guī)矩，無所不為，所以“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君子還有優(yōu)良的處事態(tài)度。“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求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泰而不驕”?“人不知而不慍”。“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意思是君子遠遠看上去非常莊嚴，走近了實際很溫和，聽他說話又非常有原則。
綜之，從中西方融合、貫通的角度來理解君子，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應(yīng)該更為豐富，具有前述古希臘“智者”的智慧和技能，歐洲“騎士”、日本“武士”的勇敢和正義，其他國家“精英”分子的擔(dān)當(dāng)和親和力，以及釋迦的悲憫等，再加上英國“紳士”的禮貌與溫和。如此，才當(dāng)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理想人格。
四、經(jīng)濟——安邦教育
孔子的教育不是把人塑造成君子后就供起來，或者是躲到深山里修道，而是要進入社會，要安邦。所以孔子進行的是安邦教育，要實現(xiàn)人格完善，社會和諧，國家穩(wěn)定。這在他的下列語句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君子學(xué)道則愛人”（《論語·陽貨》），意思是君子學(xué)了道就可以有仁者情懷，能夠愛人。子夏也說“仕而優(yōu)則學(xué)，學(xué)而優(yōu)則仕”，也就是學(xué)習(xí)好了要進入仕途，要治理社會、治理天下。
《大學(xué)》里有更全面的概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可以說，儒家教育是積極入世、內(nèi)修外現(xiàn)的教育，同時還要博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如《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大學(xué)》書影
五、三統(tǒng)——安魂教育
君子的目標確定下來后，就要確定信仰。孔子深通古代文化，他從古代文化中總結(jié)出了“三統(tǒng)”理論。“三統(tǒng)”是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中華傳統(tǒng)信仰體系。《禮記·表記》載孔子說，“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在價值觀上是“尚忠”，重視天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在價值觀上是“尚質(zhì)”，重視祖先；“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在價值觀上是“尚文”，注重仁義禮樂。“天命”和“天道”，“鬼神”和“孝悌”，“禮樂”和“仁義”，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從而形成中國“天人相與”“鬼神無欺”“敬天法祖”的信仰系統(tǒng)，“仁民愛物”“詩書禮樂”“文明秩序”的文化系統(tǒng)，“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博施濟眾”“民本”“法治”的政治系統(tǒng)，加以提煉，即“道”“孝”“仁”，分別代表尊重自然、尊重祖宗、尊重民意的價值取向。后來荀子提出“天地君親師”信仰，成為中國人的主流供奉。這一信仰非常重要，因此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在我們今天也是一樣的，沒有信仰是不行的。根據(jù)社會學(xué)家的調(diào)查，人均GDP一千美元時，人們處于溫飽狀態(tài)，要樹立的是信心問題；到了人均三千美元的時候，需要信任，因為那個時候已經(jīng)造成了貧富分化，要確立民眾信任政府會調(diào)解好兩極分化的問題；等人均六千美元時，需要的是信仰，沒有信仰，人們的精神就會缺失，就會無所適從。
從人的追求來說，人有四種境界：一是動物境界，要追求生存；二是功利境界，要追求成功；三是道德境界，要追求好的名聲；四是天人境界，知道自己在宇宙當(dāng)中的位置，生命從何而來，生命又將往哪里去，也就是所謂的終極關(guān)懷、臨終關(guān)懷。我們現(xiàn)在需要找回信仰。對歷史文化，要注重發(fā)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尋到魂，找準歷史和現(xiàn)實的結(jié)合點，深入挖掘歷史文化中的價值理念、道德規(guī)范、治國智慧。
201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xí)近平在會見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文明村鎮(zhèn)、文明單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shè)工作先進代表時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物質(zhì)財富要極大豐富，精神財富也要極大豐富。”有人說，“中國人沒有信仰，而沒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說這種話的人，不是不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就是用西方的宗教信仰來衡量一切。孔子“三統(tǒng)”理論，為中華民族構(gòu)建了“終極關(guān)懷”、“臨終關(guān)懷”和?“現(xiàn)實關(guān)懷”，是自足的、完整的，也是現(xiàn)實的、可行的。
結(jié)語
孔子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專職教師，開創(chuàng)了私人辦學(xué)的先河，注重“全能”“全智”“全德”教育，培養(yǎng)了一大批“身通六藝”，在“德行、政事、言語、文學(xué)”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弟子，還刪修“六經(jīng)”，傳承文明，啟迪智慧，成為諸子百家的先驅(qū)，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東方的軸心時代。他在教學(xué)實踐中，總結(jié)出系統(tǒng)的教育理論，包括教育目的（造士、安邦）、教育方針（有教無類）、教育規(guī)律（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教學(xué)方法（啟發(fā)式、激勵式）等，使教育成為立德樹人的重要手段，也成為文化傳承和文明再造的重要途徑。特別是他確立的“君子”人格和“三統(tǒng)”信仰，更是培養(yǎng)完美人格和合格公民的重要指標，如果加以“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對當(dāng)今教育事業(yè)和文化建設(shè)都不無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