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中的“天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翟奎鳳 2024-08-22 09:28
“天地”是富有中華文明特色的一對思想范疇，長期以來我們似對其過于“熟悉”，沒有太多深究。實際上，它可以成為我們今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基點。郭沫若在《金文所無考》一文中指出，西周金文中有“天”沒有“地”，天地觀念是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發展起來的。西周時期，“天”是絕對唯一的至上神。后來，天由高高在上的一神主宰者進入與地相對出現的二元結構和自然生化的世界，有了理性可以認知的相對意義。天地觀念的出現是中華文明理性精神開始挺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中國人文思想建構的重要起點。有了“天地”，人對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就有了較為清晰的邊界感，從此，人們開始以理性的精神對于世界及其生化的機制、人在其中的意義進行探索、認知和敘述。天地觀念是中華文明思想大廈的重要基石，對中國人的思想世界與心靈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很多關于天地的詞語和觀念，在先秦兩漢基本都有出現。從空間意象來說，“天上地下”“天圓地方”是最古老、影響最大的兩大天地觀念。由“天上地下”派生、衍化出“天高地下”“天高地厚”之說，進而以高明/博厚、自強/厚載論天地之德。受古老的蓋天說天文思想影響，古人還把天地想象為圓蓋和大車，萬物都在天地的覆載之中，至公無私、無所不容。“天圓地方”觀念也派生出“戴天履地”的說法，甚至以頭、帽之圓象天，足、鞋之方象地；同時，方圓與幽明、規矩在意象上也對應關聯起來，天圓而明為規，地幽而方為矩。空間意象上的天地觀念，還相應地關聯著德性和智性修養，如高明、博厚、無私、寬容、圓而神、方以智等。與以空間性為重要特征的天地觀念不同，先秦兩漢的天地觀念還大量與時間性、生成性、規律性、數理性密切相關，如“天時地利”“天文地理”“天父地母”“天施地生”“參天兩地”“天一地二”“天五地六”等。“天時”既指有形的四時、寒暑、風雨，也指無形的時機、運勢，“地利”包括有利的地形、肥沃的土地和較高水平的生產力等。在這些觀念中，天與地要密切配合、統籌兼顧，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存或成功之道。此外，一些天地觀念還包含宗教、德性、德政等含義，如“天神地祇”“皇天后土”“天清地寧”“經天緯地”等。在中國古代，歷代帝王非常重視天地祭祀，以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除了大量二元維度的天地觀念外，天地人三才之道在后世影響也非常大。《易傳·說卦傳》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是對三才之道具體內涵的一種詮釋。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視為戰爭和社會實踐的關鍵性因素。《荀子·王制篇》說“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里也強調“君子”（社會的管理者）的重要性。董仲舒說“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把三才之道與政教密切聯系在一起。天地人三才之道，凸顯了人的能動性和社會實踐的重要性，注重人與天地自然的和諧相處，強調對萬物的關愛，已經有了生態環保和生態文明意識。當然，在古典三才之道中，往往在德性與智性層面過于突出圣人君子的重要性，對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發展的創造性力量有所忽視。
三才維度之外，還有不少四元或多元維度的天地觀念。如老子以道、天、地、王為域中四大；《易傳》把天、地、人、鬼神視為域中四大，并強調四者都以“謙道”為尊。《淮南子·兵略訓》說“神莫貴于天，勢莫便于地，動莫急于時，用莫利于人”，此以天、地、時、人為用兵四要。此外，還有把“天地”并為一元之說，如《易傳》說“大人”的最高境界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是大人的最高境界。天地與日月、四時、鬼神、人民等因素的組合，構成了中國古人對自然與社會整體有機結構的一個思想敘述。《荀子·禮論》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這是明清時期流行的“天地君親師”觀念的源頭，“天地”是基礎性的自然向度，“君親師”指向社會、倫理和教育維度。
早期文獻中還有關于天地之成始與壞終的敘說。天長地久，但天地并非永恒。老莊常言天地未分時為渾沌，并將其視為道的狀態。古人常以清者為天、濁者為地，如《文子·九守》說“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東漢王充《論衡·談天》載“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早期典籍常在不同意義上言及“天地剖判”“天地之辟”“天地開辟”“天地始開”，如陸賈稱贊漢高祖劉邦就說“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這是說高祖之大一統之功業“開天辟地未曾有”。三國徐整《三五歷記》載“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由此來看，盤古開天地的神話傳說三國時期才出現。天地有形成過程，也有自然或人為毀壞的時候。《淮南子·天文訓》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淮南子·覽冥訓》又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王充在《論衡·談天》中也談到共工怒觸不周山及女媧補天的神話，但他認為這個故事是出自儒者之書。這些神話敘事，實際上也是科學未昌明時期古人對一些自然現象的猜測和想象。
天地是二元對待之存在，也常常被視為一個整體性存在，一些相關詞語成為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如《易傳》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禮運篇》說“人者天地之心”。后來宋儒普遍從生生的角度講天地之心，認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而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易傳》還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這些都凸顯了中國哲學重視“生生”的特點。天地有崇高性，若能“與天地參”“德配天地”，也被視為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在早期文獻中，天地觀念與中、中和、中國也有密切關聯。《左傳·成公十三年》載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天地之中”，朱熹認為就是“天理”。漢儒荀爽說“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因此“天地之中”也是禮的精神。西漢《鹽鐵論》載“文學”曰“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眾和之氣，產育庶物”，這是認為“中國”獨得天地中和之氣，有著特殊的地理優越性。西漢揚雄《法言·問道第四》載“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于天地者為中國’”。這可以詮釋為從哲學的高度對“中國”國族性的精彩概括。中國得天地“中之理”“和之氣”，具體展現為一種高度“中于天地”的禮樂文明。
何者為天？何者為地？從經驗意義上的天空與大地，到上下、方圓、高厚、清濁、陰陽、虛實乃至時空等抽象角度的多元延伸，天地觀念實際上可以靈活理解。一般來說，在中國哲學固有的觀念中，天地具有本體性，是外在于人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人類活動的生存基礎。佛教傳入中國后，受其影響，一些儒者也從主體的向度來講天地，認為天地觀離不開主體視角，如南宋楊簡就說“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明代大儒王陽明也說“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這些看法也推進了傳統天地觀念的發展，豐富了中國哲學對存在與主體關系的多元理解。
（作者系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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