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與文化精髓
來源：中國日報網作者：魏衍華 2024-09-19 09:30
講清楚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是“中國有約·相約山東”活動向海內外展示孔子故里曲阜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的重要內容。山東曲阜是春秋時期魯國都城，是五千年中華文明重要的見證地，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相約山東曲阜，讓我們一起走進東方圣城，走近圣賢的精神世界，感悟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講清楚“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成為近年來思想文化界的一項重要任務，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進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那么，何謂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呢？毫無疑問，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自然也就出現過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包含諸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對歷史人物和文化元素理解的不同，人們提煉的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自然也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屬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為更好的構建主流文化，至遲從漢代時期就已經有人開始提煉與中華文化關系最密切的元素，如有學者說：“孔子以前，黃帝以后，于中國有大關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這里重點強調的是“周公”，同時說明黃帝、周公和孔子皆是與中國關系最大者，并為此后的中國學者所高度認可，如清末民初的歷史學者夏曾佑先生在他的《中國古代史》就引用了此語。所以，黃帝、周公和孔子三人應是中華傳統文明重要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
黃帝，姓公孫，號軒轅，“五帝”之首，被后世奉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是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中國第一位杰出歷史人物。據司馬遷描述，黃帝不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拘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而且救亂于“神農氏世衰”之時。黃帝通過“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的雷霆手段，最終實現了“諸侯咸來賓從”。此后，黃帝又打敗炎帝、蚩尤等其他部落，并獲得當時所有諸侯的尊崇，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首次融為一體。
盡管春秋時代出現“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史記·五帝本紀》）的狀況，但這絲毫不影響孔子對黃帝的贊譽和尊崇。《孔子家語·五帝德》一文詳細記載了孔子心目中的黃帝形象，他不僅“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而且“播時百谷，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既為天下創造和平安定的環境，而且為百姓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提供食物、藥材，同時他的仁愛之德澤及自然界的動物，呈現出人們心目中向往的“大同”世界。
在秦漢之后的中國社會，黃帝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而此后很多部族的姓氏都可以追溯黃帝的后裔，在維護民族團結上自然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如《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移”；又如《北史·魏本紀》記載：“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鮮卑山，因以為號。”所以，黃帝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民族團結的重要紐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王朝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被后世尊奉為“元圣”。據《禮記·明堂位》記載：“成王以周公有勛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輛，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在西周時期，周公的地位極為特殊，《尚書大傳》中總結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盡管這種說過于整齊曾受到疑古學者的質疑，但是這也反應出周公與西周王朝關系。
如果說穩定新生政權主要是對西周王朝有利，那么“制禮作樂”則與中國數千年的風教文化密切相關，進而奠定五千年中華禮樂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山東曲阜周公廟第一進院落東西兩側石坊上方的“經天緯地”“制禮作樂”，分別代表的是周公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及其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周公“制禮作樂”是周代初期禮樂制度的創建過程，應是西周初期統治集團的共同建樹，周公在其中則起著主導作用，自然也就成為西周禮樂制度的主要締造者。
就常理而言，周代成熟的禮樂不會憑空產生，應是此前禮樂文化的總結和提升。孔子通過比較三代的禮制，所得出的結論是：“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一方面，三代禮樂是“因革”“損益”的關系，一脈相承；另一方面，周代禮樂“監于二代”，是此前禮樂文明的集大成，最終匯聚成“郁郁乎文哉”（《論語·八佾》）的“周禮”，這也是孔子時常“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原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后世尊奉為“至圣”。孔子首先是一位“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師者典范，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從三十歲開始，孔子就開始創辦私學，將自己所學的“先王之道”傳授給弟子，成為傳統中國教育史上的典范。孔子一生教授的弟子眾多，用《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話說是：“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此規模龐大的學術團體，為戰國時期文化繁榮以及諸子百家爭鳴都奠定了基礎。
當在魯國的為政受挫后，孔子便帶領弟子開啟周游列國之行。就孔子師徒周游列國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傳道，也就是為在各地傳播自己的思想學說；二是求仕，也就是尋求實現自己思想抱負的平臺；三是學習，也就是通過實地考察豐富自己的思想學說。盡管孔子周游列國的范圍并不廣，主要涉及今天的山東、河南一帶，但是孔子周游列國之行也是思想學說影響擴大的過程，被稱為儒學的第一次南傳北進，也為戰國時期儒學成為“顯學”奠定基礎。
孔子晚年回到魯國，在“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的情況下，孔子開始全身心整理典籍，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的工作。孔子自述說“述而不作”，也就是將此前搜集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特別是蘊含“先王之道”的內容，也就是司馬遷說的“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孔子世家》）。所以，這些典籍既是后世中國人了解中華上古文明的一把鑰匙，同時也推動孔子儒學成為孟子心目中此前中華文化的“集大成”。
巧合的是，黃帝、周公和孔子三人都與山東曲阜這座小城密切有關。曲阜是黃帝的出生地，據《史記正義》記載：“母曰附寶，……生黃帝于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曲阜是周公的封國，據《史記·周公世家》記載：“（武王）豐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周公。”盡管“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但是由于周公的特殊地位，先秦時期的魯國擁有“兼用”“四代之服器官”（《禮記·明堂位》）的特權。同時，曲阜更是至圣孔子的出生地，《史記·孔子世家》開篇就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的記載，孔子通過創立“儒學”使曲阜從此前的一座“文化高地”，變成此后的一座“文化高峰”。從這樣的角度說，曲阜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見證地，并孕育出眾多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文化精髓的重要載體。而“中國有約·相約山東”2024年國際媒體采訪活動走進曲阜，也是將中華文化精髓向世界展示，與世界分享。
作者簡介：魏衍華，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長、研究員，首批山東省泰山學者青年專家，入選山東省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論語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論語學研究》主編。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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