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本大原開新，興中華文明活力——從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談起
2025-10-27 15:03:43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翟奎鳳
民國學人喜以“三百年”來總論明末民初（1623-1923）學術思想的演變特征，此風起自梁啟超，他于1923—1924年講課形成了書稿《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錢穆也出版同名著作。1902年梁啟超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其中關于清代學術的論述，于1920年拓展為《清代學術概論》。1924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又是在《清代學術概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從《大勢》到《概論》，再到《三百年》，梁啟超的總體判斷和核心觀點沒有太大變化。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認為，清代學術“實取前此二千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認為，與歐洲文藝復興類似，有清一代學術大體上也是“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啟超認為這個時代的學術思潮最大特征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其次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梁啟超關于清代學術發展的總體認識和評判是精辟深刻的，對我們觀察1924年以來一百年的學術發展，以及預判未來一百年的學術趨向都是有啟發意義的。
1623年，是陽明之后的一百年，陽明后學的狂放，激起儒學界對陽明學的反思乃至批判，明朝的滅亡加劇了此種批判的力度。此種學風，即由虛向實的轉變，“虛”主要是空談心性、偏于內在，偏于抽象的本體，而“實”體現在多方面的變化。其中一個體現是朱子精神的融入，以反思、彌補陽明學之不足，這一點在明末黃道周那里有明顯流露。拿黃道周來說，他批評王龍溪及泰州學派，但對陽明本人仍非常尊重；他堅守性善論，嚴辨性氣，注重博學，又體現了朱子學的精神。黃道周試圖調和朱子、陽明，但總體偏向朱子學。清初學術，總體上也是朱子學復興。后來，以戴震為代表的漢學興起后，宋明理學，不管是程朱，還是陸王，皆在其反思之列。在漢學家看來，朱子、陽明其實都受到佛教的影響，相對先秦儒學的精神有偏差。朱子、陽明皆以性理先天具足在內心，內心本自光明，后天的工夫只是恢復先天本體，此本體是天理與心性融合為一的。此與佛禪明心見性之理路較為相似。就此而言，黃道周仍在此宋學精神范圍內，而王船山等對此已有突破，加強了對后天因素的重視，但仍未完全跳出宋學。對宋學的總體反思，晚明天主教其實已經開始了，他們從其上帝信仰的角度，不滿理學家對“天者理也”的解讀，強調天的外在超越性。在天主教看來，宋明也是受到佛教影響，與先秦儒學有偏離。
依梁啟超“倒影而繅演”“否定之否定”之邏輯，明末清初，借朱子學否定陽明學，后來乾嘉學派借漢學否定宋學，回到的是古文經學，注重字詞考證、文獻整理校勘，探求經典原貌及其原義。然后，到劉逢祿、龔自珍，再到康有為，今文經學一路，漸漸由東漢回到西漢、先秦，回到孔子，同時，托古改制，經時濟世。康有為、梁啟超還是相信孔子的，只不過他們認為孔子儒學需要重新認識、重新詮釋，也需要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康有為、梁啟超已經有西學和世界的視野，但他們仍篤信儒學與中華文化的價值主體性。梁啟超的“三百年”基本上是到康、梁，沒有論及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到今天，又一百年過去了。對這一百年，我們怎么看呢？
依梁啟超否定之否定的“倒影”觀，康梁回到孔子，而新文化運動則試圖對中華文化作思想上的根本革命。所謂由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器物發展，到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之制度變革，再到新文化運動之思想革命，層層向里深入。打倒孔家店，是中華文化的“鳳凰涅槃”，從此，中華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融合中，大開大合，展開了一個新的文明生命周期，開始了艱難的重生重建之路。現代新儒家正是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開展自己的思考與探索的，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就是力圖在其設定的世界文明演進圖景中，給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指出希望之路，以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與士氣。
新文化運動之后的百年，中華文明的重生與重建是多元展開的，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盡管梁啟超是第一個提到馬克思思想主張的中國人，但總體上看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還比較有限，他也想不到馬克思在中國后來的影響如此之大。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有很深的共鳴，從根本上來說，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可謂都是要“破私立公”，破除私有觀念、私有制對人的異化，使得人人能夠全面自由發展，都立足社會本位，追求人的解放和社會大同。傳統儒學幾千年來的努力，更多是在個人德性修養與社會風俗的教化上，雖然在政治、社會制度上有所思考，但總體上突破不大。特別是受佛學影響，宋明理學強調回歸先天本有光明德性，對后天、社會的因素重視不夠。馬克思主義彌補了傳統儒學的不足，從社會制度和歷史文化的角度發展了儒學的大公向度，將大同社會視為歷史演進之必然。然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同樣也需要從儒學與中華文化中汲取養分，比如一氣相連的世界觀、精氣神一體的生命觀、修身養性的涵養工夫，等等。新中國成立后，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等都在如何融通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方面作出很多思考和探索。
新文化運動請出了“德先生”“賽先生”。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德先生”向度的展開，而“賽先生”即科學向度，經過一百多年的學習、引進，我們的科學技術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梁啟超認為“近三百年”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這個精神也鮮明體現在科學向度，該書第十一節“科學之曙光”也專門介紹了王寅旭、梅定九、陳資齋的學說，其實也主要是天文歷算方面。李約瑟曾認為，中國古代只有技術，沒有科學理論。這個說法有待商榷，但所提現象也啟人思考。晚明天主教傳入，帶來西方的科學技術，主要是天文歷算。中國古代的“天文歷算”集科學、政治、宗教于一體，此種“天學”很特殊，在諸種古代科學中無疑地位最高。晚明中西天文歷算的“斗法”，以中國傳統歷算的失敗告終，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華文明的發展落后于時代。中國近現代的種種屈辱與戰敗，在晚明已作出某種預示。晚明西方天文歷算傳入，此種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鑒如果順勢展開，會加快中華文明的演進步伐，也會使近現代中華民族更有力量來面對西方的強勢。然而，歷史不容假設，晚明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鑒在清代中斷，直至晚清被強行打開。對于西方，我們全面學習其科學技術、選擇性學習其社會科學和人文藝術，對其宗教信仰，在主流上持審慎態度。近現代以來，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對中國社會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然而，我們確信，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像佛教一樣，外來宗教都會中國化，會使得中華文明更加豐富多樣，動搖不了中華文明的強大主體性。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重要文明國家的文化、思想幾乎在漢語世界中都有展現，古今中外文明的融匯，激蕩著大創新、大突破，醞釀著人類新文明。依梁啟超“倒影”邏輯，可以說世界現在處于一個新諸子時代，需要從大本大原上尋求創新。近一百年的發展，我們在物的向度、局部細節著力甚多，從古典整全的視角來看，有重用輕體、重物輕心的傾向。未來的大創新，我們應該更多關注“道”（根本、整全、形而上），和“心”（主體、精神、靈魂）的向度。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需要在世界觀、心物觀、身心觀、生命觀、人生觀、社會觀等根本觀念上有新變革和新突破，在這方面，古老而常新的中華文明在與世界各國文明及現代科學技術的融合中一定能煥發出影響世界的文明活力。可以期待，與歐洲文藝復興類似，以中華文明為重要元素和底色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將對下一百年世界文明的演進發揮出重要引領作用。
（作者：翟奎鳳，系南京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編輯：張曉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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