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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6年，沂河清澈如練，自曲阜城南自東往西緩緩流過。一位二十歲的陜西青年，渡過孔子及弟子曾經“浴乎”的小河，踏入魯國故地的核心。他不是為仕途而來，亦非為游山玩水，而是懷揣著一種近乎虔誠的求知渴望——要親眼看看那位傾心已久的孔子，究竟生活在怎樣的天地時空中。

這位青年，就是司馬遷。

二十壯游

曲阜，是司馬遷人生征程中第一次遠游的重要驛站。當時，他正當盛壯之年，心懷凌云壯志，這次遠游也被后世歷史學家稱為“二十壯游”。

古代旅行，交通不便，困難重重。司馬遷壯游是經過深思熟慮和長期準備的。《太史公自序》也鄭重其事，并作了特別醒目的記載：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司馬遷簡要勾勒出自己的行程軌跡，這背后是他不滿足于簡牘所載知識的拘束。他要有目的、有計劃地到廣闊社會中實地考察，接觸大一統的壯麗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習俗，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現代的歷史傳說故事及各種史料。《太史公自序》稱之為“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稱之為“宦學之游”，是十分精當的。

司馬遷這次壯游，是在父親司馬談決策和指導下進行的，也是父親對兒子的“成人禮”考驗。

司馬遷見到的曲阜，早已不是春秋末年那個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小城。此時，孔子去世已近四百年，他的精神卻如泗水之流，綿延不絕。在城東南五百步處，雙石闕靜靜矗立，當地人仍稱此地為“闕里”——那是孔子幼年所居之地，也是他思想萌發的原點。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自己的考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

最初對孔子的祭祀，是弟子與鄉人于孔子舊宅設堂奉祀，藏其衣冠、琴、車、書，歲時致祭。這并非朝廷敕建的國家祠廟，而是一座樸素的家廟，帶著人間煙火氣與師生情誼的溫度。

司馬遷來到這里時，闕里孔廟已歷經擴建，仍保留著那份源于民間的莊重與親切。他緩步走入廟堂，目光落在陳列的車服禮器上——那輛軺車雖非原物，卻依古制復原；那些漆豆、玉圭、編鐘，皆按《周禮》陳設。更令他動容的是，庭院中一群儒生正依時習禮，演練“鄉射之禮”。三人一組，執弓揖讓，進退有度，箭矢離弦，落靶無聲。禮樂之聲，不絕于耳。

此前，司馬遷讀孔子的書，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讀《春秋》，感其“微言大義，撥亂反正”。但他始終困惑：這樣一個布衣之人，何以能“傳十余世，學者宗之”？何以能讓“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

司馬遷向當地宿儒請教，聽他們講述孔子如何在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如何在宋國遭桓魋伐樹，如何在魯國攝行相事而誅少正卯。這些故事不見于官方史冊，卻在閭巷間口耳相傳，真實鮮活，歷數百年而不絕。司馬遷還參與鄉射之禮，在躬身實踐之中，體會“禮”不僅是儀式，更是秩序、是修養、是人與人之間的敬意。

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司馬遷一直“想見其為人”，在踏入闕里一刻，孔子活了。他一直在尋找的答案，深深扎根這片土地，以致他會恭敬地徘徊流連，久久不忍離去。

這種體驗，逐漸改變了司馬遷對儒家的理解。世人常將儒家視為迂腐守舊的代名詞，司馬遷則看到另一種面貌：秦末天下大亂，魯國儒生懷抱孔子禮器，毅然加入陳勝起義軍；漢高祖劉邦舉兵圍魯，城中弦歌不輟，講習禮樂如常。背后隱藏著一條邏輯的河流：儒家并非一味順從權力，而是在亂世中堅守文明底線，在危難中維系人心秩序。

就連最初對儒學十分厭惡的劉邦，也不得不借助尊孔重儒，來推行維護禮法，以更好鞏固其統治。劉邦曾“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而后他將祭孔置于重要地位，不僅祭祀孔子，還封孔子的九代孫孔騰（孔鮒之弟）為“奉祀君”，專主孔子祭祀事宜，開孔子后裔以專職奉祀受封之始。

劉邦對儒學，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向？究其原因是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考量。劉邦建漢時，禮儀廢弛，儒學地位跌入谷底。此后，劉邦令儒生叔孫通制定禮法，而魯地儒生不滿：“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后可興也。”

儒生并非藐視皇權，而是堅持一個信念：真正的禮樂，不能建立在流血犧牲之上；文明的復興，必須始于對人的尊重與對德政的踐行。劉邦以最高太牢禮祭孔，無疑是借助尊孔重儒來推行維護禮法，以更好鞏固其統治。這在客觀上將孔子祭祀與政治相關聯，為后來董仲舒“天人感應”“屈君伸天”的理論埋下伏筆，也暗中鑄造著中國士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精神傳統。

縱橫古今后，司馬遷在曲阜喟嘆：“豈非圣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這離不開孔子身體力行的教化。要知道，孔子在陳國時，曾感嘆：“回去！回去！我家鄉的那些年輕人志向遠大、才華橫溢，文章頗具文采，卻還不懂得如何裁正和引導啊！”

只要還未到家，旅行就未結束；在司馬遷這兒，文字落在青簡上，旅行才算結束。他在鉤沉20歲的記憶時，在《孔子世家》結尾寫下那段千古名贊：“《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道盡了這位青年對孔子最深的敬意。他在時空隧道中，遇到一個會嘆息、憤怒，會為理想碰壁，卻始終不改其志的孔子。

由此，司馬遷沒有將孔子供上神壇。他筆下的孔子，是“累累若喪家之狗”的落魄者，是“刪《詩》《書》，定禮樂”的文化整理者，更是“誨人不倦”的教育家。這種返真，正源于他在闕里的駐足與沉思。

知其不可而為之

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以“禮”為線索敘述孔子一生行跡。孔子幼年時“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少好禮”，“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還曾和南宮敬叔“適周問禮”。齊景公問政，他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講的是禮。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對孔子的敬重，并非盲目崇拜。他洞悉的劉邦已降的政治策略——借尊孔以重建禮法，借儒術以鞏固統治。饒是如此，他并未因此貶低孔子的價值，反而更清醒地看到：孔子之道不朽，不在帝王加封，而在“學者宗之”的民間認同。

歷史仿佛有輪回。司馬遷對孔子思想、精神的體悟、追隨，恰恰幫他看穿了后面隨漢武帝劉徹多次到泰山封禪的幻象。孔子“敬鬼神而遠之”，重人事、輕怪力亂神。司馬遷雖未明言，但行文處處可見這一精神底色——他記錄祥瑞，也揭露騙局；承認儀式的政治功能，卻不肯為其背書。

離開曲阜后，司馬遷繼續南下薛城。在那里，他目睹孟嘗君封邑“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齊魯溫雅之風判若云泥。這一對比，更讓他體會到孔子推行禮樂教化的深遠意義——文化的力量，可以塑造一方水土的民風。

此次壯游的尾聲，司馬遷被困厄鄱、薛、彭城，也許如圣人孔子之斷糧，也許是病困，也許是受劫持，總之他經歷了艱辛與危險，可是這并沒有挫折他的游歷熱情，仍然興致勃勃地繼續考察、訪問。

三十多年后，當司馬遷忍辱著《史記》，在“腸一日而九回”的痛苦中堅持書寫歷史時，他不會忘記在曲阜的點滴。司馬遷心中的孔子，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標簽——“知其不可而為之”，這需要一股逆流而上的精神動能。正是這股精神，才使得孔子在政治理想破滅以后，仍不甘心于沉寂無聞，發憤致力傳承文化薪火。

“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真精神，可以說是司馬遷與孔子在人格和個性上的契合點。孔子“厄于陳蔡而不改其志”，他自己“幽于縲紲而發憤著書”，甚至以更為恢宏的氣魄，吸收孔子學說和六藝經傳的精華，效法孔子精神，繼《春秋》作《史記》。司馬遷是繼孟子之后，又一個取得重大成就的孔子私淑弟子，發揚光大孔子的“春秋歷史學”。兩人雖隔四百年，卻遙遙相望。

由此，曲阜游歷，司馬遷身雖孤，心不孤。